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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我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协同影响机制，估计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以及在城市规模约束下产业结构转变的边际效益。使用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估计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规模方能从上下游产业关联中获得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城市经济效益发生先增长后下降的倒型变化，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则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该推动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口集聚。

　　关键词：产业结构；关联效应；城市门槛规模；城市最优规模；结构一规模协同效应

　　一、引言

　　多年来，面对着我国第二产业一支独秀、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社会各界无不认同“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各地经济结构调整能否成功其关键之一，在于各地城市能否形成服务业一制造业相互协调的产业结构，为各地经济带来更高的效益。对此各方见解并非一致，中国政府主张在城市化过程中做大做强服务业发挥服务业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但有人认为，发展服务业、推进产业升级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层次偏低，强制产业结构升级只能造成生产和需求结构更不匹配、投入效率更低乔为国、周卫峰。也有学者甚至指出，与制造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装备每个劳力所需的资产更多而财务和经济效益更低刘培林、宋濂。事实上，我国服务业的构成、性质和服务目标复杂、多元其中既有先进的科技服务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部门，也有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物流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煤气供水、环境、公共设施管理等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部门，还包括大量为最终消费者服务的行业。因此，不仅有必要研究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更要研究各地服务业的效益及其在地区间的差异。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产出效率与产业结构相关关系的散点图和拟合线其中横轴为市辖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纵轴为城市市辖区人均的自然对数。人均产出与第三一第二产业比之间表现出负相关性且在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尽管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现代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显然更为复杂。

　　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通常侧重于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城市化推动着国民经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跃迁的进程而中国的城市化似乎又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是第二和第三两大产业集聚的载体，国内外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已反复证实城市规模影响城市经济效率。但是我国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优先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实践证明这一方针不符合经济规律。尽管城市过度扩张可能导致“城市病”，中国城市（镇）体系由个地级市、个县级；市、个县级城镇和四万多个建制或非建制镇组成。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不仅集中了‘我国非农业经济总量的以上，而且在多数地区发挥着经济和行政中心的作用，构成中国城市市第三第二产系的中枢和骨架。一般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服务业比重上升而制造业比重下降，因为从事标准化生产的成熟制造业从大城市中获得的集聚效益较小，却要支付高地租和高工资，于是它们将向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转移。可是，我国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现实关系并非完全如此。图是年我国城市规模和城市产业结构散点分布和二次拟合曲线，横轴为各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的自然对数值，纵轴为城市第三一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除个别中等规模的城市是局外点外，拟合方程中城市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一负一正，且都在水平下显著。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第三产业增加值的份额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我国许多小城市与大城市有相似的第三一第二产业比，但是在效益上具有显著差异，图已提供了统计证据。以上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城市的产出效率。将二者割裂开来的独立研究必然忽略某些重要的协同影响机制，无助于解决我国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的贡献是将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的作用纳人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构建一个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关联的城市集聚模型，利用与城市集聚经济地域范围相符的全国城市数据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协同影响，估计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从产业结构效应中获得经济效益的门槛规模和最优规模，以及产业升级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

　　二、市规模经济、产业结构和城市经济效率研究回顾

　　城市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生产效率和适度规模。马歇尔、柯善咨、赵曜：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很早就把集聚经济的来源总结为三大外部效应：专业劳动力的汇聚、中司产品的规模经济和地方性的技术外溢。新经济地理集聚理论将的垄断竞争模型和规模报酬递增引人对集聚效益的分析，赋予传统的外部效应内生的解释。传统的集聚不经济有若干来源：随着城市规模扩张，个人实际收人因通勤成本增加而降低地租上升和环境恶化也会削弱大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会使企业重新权衡在大城市获得的集聚效益和在其他城市可得的低成本劳动力。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分散的主要力量是厂商在城市间的交易成本：由于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只有当区间交易成本低于某一临界值时制造业的集聚才是稳定均衡。以城市土地和住房取代农业部门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当区间交易成本髙于市内拥堵成本时，集聚方为稳定均衡。的理论模型同时考察了不可移动部门和城市通勤成本，发现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随着区间交易成本由高位逐渐降低空间均衡呈现由分散到集聚再到分散的变化规律。对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的大量研究共同表明，城市经济效率可能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呈现先增后减的倒型变化。

　　早期对城市规模和效率的研究假设城市具有单一的最优规模，忽略了城市内在功能和结构的影响。理査德森，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的观点，认为城市最优规模因功能和结构不同而异，他还认为对城市服务的需求决定着城市的最低“门槛规模”。亨德森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和通勤成本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各城市因其行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收益不同而形成专业化分工，不同行业所在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最优规模。进一步论证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将走向功能化分工，如以总部和高级商务服务为代表的大中心城市和以普通制造加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

　　一些研究还证实以城市产业间（或部门间）关联性所表示的产业结构影响着城市的效率和规模。利用意大利个城市数据考察城市的“效率规模”，认为城市效率规模随着城市部门结构调整转型而变化。为此提供了新近的证据。的研究指出，在一个由不同规模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中，城市产业结构随城市规模而变化，并且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经济效率的差异。分别构建了理论模型考察中间服务业规模经济带来的城市集聚效益和内生机制：下游生产部门需要差异化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人品，中间厂商的数目越多，下游厂商从中间部门的规模经济中获得的效益越大、成本越低，因此共享中间投入的制造业厂商会向同一城市集中；随着下游厂商需求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为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而向下游制造业厂商所在地集聚产生中间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下游厂商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国际经验研究还表明，总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对中间服务有更高的需求。其中，发现美国企业总部倾向于将大量商务服务外包给服务业企业，其要素报酬中的用于支付会计服务，用于法律服务，用于广告服务。因此一个城市的产业越是高级化，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或从业规模的份额就越高。

　　对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了产业结构一城市规模效应。在研究中国城市规模的经济效率时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测度城市产业结构，发现产业结构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规模一效益曲线。豆建民、汪增洋的研究结果指出城市二、三产业产值比例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在小城市较大在大城市较小表明城市产业结构对产出效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这些研究仍然将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作为两个独立因素，当考察其中一个变量的作用时另一变量仅用于对城市样本进行分类，并未揭示二者的协同作用机制。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本文构建一个制造业一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的集聚模型，研究城市规模和产业结构如何协同作用、共同影响城市产出效率。

　　三、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影响城市效率的集聚机制和计量模型

　　(一）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集聚模型

　　在生产性服务业一制造业关联引致的集聚模式下，城市经济效益源于产业结构与城市规模的协同作用。本节以和的中间产品模型为起点进而推导并分析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作用于城市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

　　假定城市经济由两部门构成：生产贸易品的制造业和本地服务业，后者生产前者所需的中间品和服务。与上述模型假设制造业产品同质不同，本文假设厂商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因此制造业与中间产业的生产均为垄断竞争模式。制造业厂商可以在两个城市间选择区位。城市能够参与生产的总人口为每人在城市中居住一单位面积土地，并提供一个单位时间的劳动力。无损于对核心问题的刻画，同时避免模型过于复杂我们沿用克鲁格曼的“线型”城市结构，城市边界与的距离。劳动者单位距离的通勤消耗单位的时间，均衡工资率为城市总通勤成本是全城市所有劳动者的通勤时间与工资的乘积总和乂册n扣除通勤时间城市总有效劳动力是：

　　由于劳动者的最长通勤时间不超过其时间禀赋居住在城市边界的劳动力通勤时间必须小于故有约束条件因此均衡时城市的边际有效劳动大于零。两个城市的消费者具有一致的效用函数制造业产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制造业产品具有“冰山”形式的交易成本表示为。用￡、乓分别表示城市的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的总支出，、“分别表示两城市制造业品市场价格指数，是产品出厂价，则城市的制造业厂商面对的总需求为：

　　设制造业厂商生产需要劳动、中间品和其他投人，固定和可变投人是和和分别是中间投人和其他要素在投人成本中的份额。一般而言，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对于金融、法律、广告、科研等生产性服务有更高的需求，而本地市场效应意味着中间服务业的产出会比下游制造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此，随着这一类产业的集聚城市服务业一制造业比会升高，而人们所能观测到的也正是城市整体的产业构成变化。但值得指出的是小于某个最低门槛规模的城市难以吸引大规模生产部门，因此小城市即使有较高的服务业比重，其经济仍可能是低效的。这有待于下文严格的理论演绎和实证检验。

　　城市制造业总销售额中间服务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因此衡量城市总产出水平。为保持与代表性实证研究的可比性本文以城市人均产出测度城市经济效率。同时，令占：五义广斤义广表示城市相对于城市的市场份额，用、分别表示城市其他要素人均占有量（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单个制造业厂商的最优产量与所在城市无关，因此两个城市该变量的比值为从而有以城市为参照，如果城市的规模大于城市人根据前文所述边际有效劳动大于零的约束条件乂，城市的规模越大产业关联度提升所带来的产出效率增加越显著。因此，大城市通过引进对生产性服务有更高需求的新型产业、推动本地区部门结构改变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相对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到当城市的规模小于城市时，如果城市提高其服务业一制造业比例，则相对效率反而会降低这正是引言部分与大城市具有相近第三一第二产业比的小城市所面临的状况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其规模是不相匹配的。

　　(二）计量模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