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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总结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四大机制，提出实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一些思路。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转折点

　　在取得巨大经济增长成果的同时，我国收入差距近年来持续扩大，调节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同时，我国目前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来实现分配公平，这就需要明确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原理，合理规避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经济学者一直试图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大卫·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边际生产率递减，而地租和工资不变，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总产品增长赶不上地租和工资总额增长，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上升，资本报酬比重下降，经济最终陷入停滞;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会不断提高生产技术，经济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比率不断下降，导致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工人阶层陷入相对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Kuznets(1955)第一次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即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分配会逐步改善。之后许多学者通过经验数据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了检验，部分研究支持了库兹涅茨的结论(如Ahluwalia，etal，1976)，另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研究结果(如Deininger＆Squire，1996)。针对库兹涅茨假说的不同检验结果表明，收入分配并不一定会随经济增长得到改善，实现库兹涅茨转折需要经济增长以外的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也不是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由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受到关注。早期大多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Lewis(1954)和Kaldor(1957)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高一国的储蓄率，通过储蓄—投资—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增长动力有了新的认识，为从其他视角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者开始从制度、人力资本等视角重新考察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认为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

　　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凡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均较好地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日本和韩国在1993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5和0．32，经济增长未导致显著的贫富分化，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关系，这两个国家也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典范。拉美许多国家在经济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后陷入停滞，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基尼系数超过0．5，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收入分配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年基尼系数为0．3，1997年超过警戒水平0．4，2007年达到0．47，对数据调整后约为0．52。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解读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对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触及较少。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总结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

　　二、收入分配与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政策调整会对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如税收政策会通过影响消费和投资决策来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2)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会促使政府提高税率，影响企业投资和经济积累率，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竞选制度下，若收入差距伤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执政党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会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调整财政政策来赢得选票。但当政府试图通过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来减轻财政压力和激活市场效率时，则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社会福利具有向下调整的刚性，如欧盟许多国家身陷福利主义泥潭，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导致了大量的自愿失业现象，但各执政党很难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财政功能更加多元化，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支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促进产业发展来拉动经济增长。在面对收入分配问题时，政府可能会将更多的财政用于社会福利支出，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无法为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影响经济增长。随着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政府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对企业的支持系数会下降，这种政企关系若处理不当很可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福利支出的过快增长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拉美国家在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施福利赶超战略，导致财政负担过重，经济陷入停滞。

　　收入分配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收入分配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这一传导中介来影响经济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通过政治途径影响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导致企业投资能力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府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引进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企业竞争力普遍较弱，保护幼稚产业和支持支柱行业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投向，财政投入减少不仅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不能随经济增长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国内企业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不具备进行技术创新的规模和能力，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无法建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避免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应该寻求财政以外的其他方法控制收入差距，不应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水平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的现象更为普遍，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既有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可能存在腐败、行政垄断等因素，在破解收入分配难题时应着力消除非市场因素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可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市场经济运行效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应对收入分配问题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不存在实行福利赶超的制度基础。为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避免收入分配问题通过财政政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应避免过度依靠提高税率和再分配力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首先，逐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一个衔接城乡和不同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同时，寻求财政以外的政策途径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破除一些制度性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如行业垄断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等方式来缩小行业差距;制度性分割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通过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差别，可以有效缓解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差距。

　　三、收入分配与社会矛盾

　　企业投资决策会充分考虑风险和收益，稳定的社会环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有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贫困人口增加，部分民众可能会丧失公平感，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程度上升，表现为犯罪率上升，社会骚乱和罢工事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Kawachi和Kennedy等(1997)基于美国的研究发现，贫困和收入差距能够很好地解释自杀和暴力犯罪的发生率，同时收入差距对整体国民收入水平有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一般具有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民众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政治程序、司法途径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社会保障制度也增加了民众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收入差距不太可能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暴乱事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法制水平较低，底层民众缺乏表达个人意见的合法渠道，社会矛盾积累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的社会骚乱，波及到政治领域，使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基础丧失，经济陷入停滞。如拉美许多国家都是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但由于收入分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社会阶层固化，大量底层民众在帮会等非法部门获得非正规就业职位，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难以遏制，严重影响了地区的投资环境。拉美国家的恶性犯罪率普遍较高，其中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西集中了大量黑社会犯罪集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Kelly(2002)研究发现，由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长期贫困人口是暴力犯罪的高发人群，犯罪现象既导致直接的产量损失，包括由犯罪所导致的安全保障和医疗支出，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一国难以建立有效的司法体系，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收入分配通过诱发社会矛盾来影响经济增长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只有当收入差距由市场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时，同时超过了合理限度，才可能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公平感，以暴力犯罪、罢工和社会骚乱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时，收入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反映一定时期内个人收入地位的变化情况，收入流动性高的国家一般可以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性低的国家社会阶层固化，长期贫困人口较多，更容易滋生暴力犯罪和社会骚乱。美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但由于美国的收入流动性较高，存在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同时政治清廉度较高，普通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感较强，并没有因为收入分配问题引发大范围的社会矛盾。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近年来一直处于增长、危机和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阶层流动性差，存在大量的长期贫困人口，同时政治腐败现象严重，底层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不满程度较高，黑社会犯罪现象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Andersen(2001)研究发现，拉美国家中巴西的社会流动性最弱，同时也是社会治安最差的国家，巴西的社会状况成为该国引进投资和实施经济改革的重要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