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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近年来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社会骚乱现象，群体性事件也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社会投资环境较好，这也是我国FDI水平一直处于高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通过社会矛盾中介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弱。但黄少安等(2007)的研究显示，收入分配、贫困和失业同样对我国的犯罪率有正向影响，应重视这一传导机制可能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步显现，市场力量倾向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资双方围绕工资问题可能会引发矛盾，2004年以后广东等发达地区劳资纠纷、罢工、停运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劳动者对收入的不满程度开始上升，为避免劳资矛盾引发社会矛盾，应尽快建立集体工资谈判制度，为劳资矛盾寻找正规的谈判和司法解决途径;其次，腐败和不公平竞争是导致公平感丧失的重要原因，通过司法建设遏制我国政治领域的腐败，依靠经济改革来消除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现象，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教育是解决犯罪和社会暴力事件最好的手段，提高贫困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可以增加个人收入，有助于缩小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可以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人力资本储备。

　　四、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存在边际报酬递减，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非收敛的重要原因。收入更为均等的国家，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更强，有利于经济增长(Galor＆Zeira，1993)。收入差距拉大导致中低收入人群增加，由于低收入者对教育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具有较高的贴现率，会减少自己的受教育年限，影响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Benabou(1996)发现人力资本的这一传导机制还具有代际特征，个体之间的财富差异直接表现在后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上，由于穷人和富人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别，很可能产生贫困的代际转移，降低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较高，OECD国家平均公共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达5．0%，个人投入占GDP的平均比重仅为0．8%，同时公立学校对贫困人群均有额外资助，降低了个人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不足，个人投资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重更高，影响了低收入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以拉美国家为例，由于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同收入组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存在巨大差异，20—24岁收入最低20%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比最高收入组低60%(见图3)，收入分配对不同人群的人力资本具有明显影响。

　　为防止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中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具有更加长远的经济发展眼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国民教育的发展。由于教育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当期的教育投资表现为若干年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升，政府应提前谋划一国的教育发展战略，避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人力资本短缺。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加工贸易实现经济增长，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实现增长阶段的跨越，适时进行产业升级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条件，这可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长经历中清晰地看到，而产业升级的基本条件是要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为提高普通民众受教育年限，政府应通过教育投资降低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利用教育补贴、助学金等政策措施激励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降低由收入分配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

　　为避免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途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核心是降低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成本，提高微观个体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同时促进教育公平。我国教育投资占GDP比重低于4%，2005年个人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达3．3%，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个人教育负担较重，应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来降低个人的教育支出，提高个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考虑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降低高中教育的个人支出，同时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形成对接受高中教育的正向激励。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收益率，我国近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2002年至2010年农民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0．2%，这一方面提高了贫困家庭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持续下降，对个体接受教育产生负激励，低收入者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下降，政府应给予贫困家庭子女适当的教育补贴，激励低收入人群接受教育。此外，我国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别，城市和农村子女在教育资源占有上差距明显，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构成挑战，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

　　五、收入分配与需求结构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一国经济总量被分解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任何影响这三个变量的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引起一国的贫富分化，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导致内需无法启动，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将国内过剩产能通过外贸途径转移出去，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上升。小国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限制，可以集中发展特定产业，依靠国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如2006年韩国和新加坡的进出口依存度分别为71%和386%。大国的供给和需求会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依靠国际贸易来发展经济往往会导致贸易纠纷增多，经济风险加大等问题，不具有可持续性，美国和日本等经济大国的对外依存度均保持在30%以下。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富人对高档品具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而穷人由于流动性约束主要消费普通生活品，对工业品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有限，导致国内市场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严重不足，收入差距通过制约工业化进程来影响经济发展(Murphyetal．，1989)。发达国家具有稳定的产业结构，结束了库兹涅茨产业演进过程。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不稳定，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处于由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变动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通过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致命，由于无法通过内需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加工贸易等低端产业上，同时国内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企业的创新力受到遏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锁定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停滞，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KenichiOhno，2009)。

　　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2009年为42．8%，远低于OECD国家65%—80%的水平。收入差距扩大通过需求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影响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9年的48%，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持续上升，外贸依存度处于高位。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影响需求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构成挑战，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我国成为国际市场上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发达国家频繁利用外贸问题向人民币汇率施压，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次，我国在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石油、矿石等资源的对外依赖持续上升，加大了经济风险;同时，国际收支双顺差容易导致通胀压力，在调通胀和保增长之间存在两难的政策选择，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难度。

　　为减轻收入分配通过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直接的政策选择是缩小收入差距，使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储蓄水平，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如逐步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城镇内部消费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防性储蓄较高，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是城市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完善住房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降低受教育的直接成本，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居民的消费增长。

　　六、结论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体现个人在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提高个体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收入分配会通过投资以外的其他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在已有文献和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认为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政策、社会稳定、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比较收入分配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收入分配问题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

　　在调节收入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理清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来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教育是兼顾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增长最好的政策选择，通过扩大教育投资和促进教育公平来缓解收入分配问题能够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改革和完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来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确保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为避免收入分配引发社会矛盾，应逐步建立底层民众表达基本诉求的正规渠道，如通过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来化解劳资矛盾;同时，逐步去除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非市场因素，如垄断、腐败和制度性分割政策等，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过程中提高市场经济效率，也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公平感，缓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