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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济结构变动。经济结构表征变量为农业总值比重(shaagri)和工业总值比重(shaind)。实证结果表明农业和工业比重增加均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工业比重增加的作用更大。图2显示1978—2007年中国的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变化情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农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这将对农业经济增长不利。但工业部门产值比重在同期内一直处于稳定并缓慢上升趋势，1997年以来的比重由41.69%上升到43.03%，年均增长0.4%，工业部门比重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现阶段，农业比重减少、工业比重增加是经济结构变动的特征，实证结果说明，农业经济增长可能将更多地依靠工业发展的带动与支持。

　　2.城市化。城市化(urban)对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相当显著，但是与物质资本和化肥投入的作用相比，作用程度不大。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聚集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复杂过程。城市通过增长极作用将经济增长的利益(科技、教育、卫生医疗、高质的工业品等)扩散到农村地区，提高了农村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同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杜江和刘渝，2009)。城市化理应对农业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但正如前文所说，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城乡分割体制及城市偏向政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城市化经济辐射作用的发挥。可能缘于此，城市化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不是非常大。此外，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利益首先由城市及其居民所享受，然后才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扩散到农村，也减弱了城市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认为，今后随着城乡隔离政策的进一步消除，城市化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更高。

　　3.对外开放。外贸依存度(ope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并没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这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符。学者们一般认为自由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减少或取消各种贸易扭曲政策，促进生产性投资和技术进步，而这些正是农业持续增长和农业部门工业化的源泉(Stiglitz，1987)。他们认为贸易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出口和经济增长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获益。但本文并没有得出支持上述观点的实证结果。对此，其实并不难理解。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工业，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以此积累巨额资金；改革开放以后，则通过农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乡村资源的形式来支持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均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对外经贸交流主要发生在城市，对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这种经贸交流所带来的利益理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但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性障碍和现存的各种城市偏向政策，不仅削弱了对外经贸交流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甚至会损害农民的正当权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增长。正如陆铭和陈钊(2004)所指出的：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市场，主要是推动了制造业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今后，如何真正发挥贸易对支持农村、发展农业的积极作用，应是政府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4.农业财政支持。估计结果表明，payagri的系数不显著，财政支农的作用并不显著。有关财政支持对农业增长的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确实有利于农业增长(产出弹性为0.13)，且有大约30%的农业增长是靠财政支农推动(魏朗，2007)。但本文并没有找到财政支农促进农业增长的证据，这似乎与相关的研究以及现实相悖。因为通常认为，在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农业支出比重越高，越有利于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实际上，农业财政支持还涉及到执行效率与结构问题。

　　我国农业财政支持的结构与执行效率并不理想，妨碍了财政支农目的的顺利实现。对财政支农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焕彰和钱忠好(2004)做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财政支农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农业公共产品投入不足极大地制约着农业可持续增长的潜力；为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并在政策层面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制。沈坤荣和张璟(2007)也认为，财政对农业的公共支出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运用效率低下，扭曲的支出结构影响了公共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降低贫困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整体绩效；政府对社会福利指标缺乏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共支出运用的社会效果。综合本文和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认为，正确地配置财政支出比例和农业财政支持的项目结构将有助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5.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程度的大小可以通过其财政支出额占地方GDP总额的比重反映出来。fiscal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财政支出越大，越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但对这一结果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根据陆铭和陈钊(2004)的研究，由于中央政府根据GDP增长率考核地方政府业绩，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当地经济，但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来自于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因此这种财政支付带有城市倾向。他们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城市地区从地方政府支出中所得的好处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因此，即使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财政总支出比重的提高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但如果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甚至过于偏向于城市，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对农业的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6.所有制结构变动。结果显示，stat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就业制度变化会直接对城乡人口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对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

　　经济的非国有化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一个最为令人瞩目的特征。非国有单位就业份额的上升是由城市地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和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Luetal.，2002)。乡镇企业的发展有效地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此外，乡镇企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2.6倍，劳动力流向乡镇企业缓解了过度拥挤的城市的移民压力，也会促进农业的增长(林伯强，2002)；而且，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朱玉春和郭江，2006)。本文stat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职工人数占就业职工总人数的比重越低，即国家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运用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首先，1980—2007年时序数据的分析表明：(1)对人力资本投资已是农户日常生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2)农户始终将教育投资放在首位，但对教育投资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很难为今后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3)农户越来越重视对迁移的投资，但对健康投资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未来健康需求潜力巨大。

　　其次，1997—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1)物质资本、土地和化肥投入均是农业增长的源泉，其中以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的人均土地占有量是农业增长的重要源泉；(2)人力资本是促进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教育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迁移投资，健康投资的作用不明显；(3)从控制变量的影响看，农业和工业比重增加均对农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工业比重变动的影响更大，农业增长将更多地依靠工业发展的带动与支持；城市化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当显著，但是与物质资本和化肥投入相比，作用程度不大；对外开放并没有成为农业增长的显著推动力；农业财政支持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不显著，这可能与财政支农的配置与效率有关；政府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提高和国家非国有化程度提高均有利于农业的增长。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发展阶段，农业增长主要依靠土地和化肥的投入。

　　一方面，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农地非农化速度逐渐加快，以扩大农业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显然不太现实。可以将分散的耕地向种植大户(或者说能手)集中从而实现规模经营，以此解决农户经营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过多地、不科学地使用化学投入品还会引起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目前，农业非点源污染已经是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对这一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均表示出极大的重视。未来应该进一步发挥资本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且引导农民更多地通过科学施肥和采用农业技术来增加农业产出，以此推动农业增长。此外，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城市偏向政策明显的情形下，人力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

　　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今后科技兴农、科技富农的步伐肯定会越来越快，农户只有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抓住“反哺”机会，享受“反哺”带来的好处。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影响了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的增长，阻碍了农户向人力资本的投入。进一步扫清城乡隔离的歧视政策、切实建立起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和打破农户投资的瓶颈，是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