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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当代变迁

 

　　对农村社会资本的认识必须要考虑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当代的变迁。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文化十分重视集体、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家庭、血缘和姻亲等初级社会关系对农民个人的社会互动、信任与规范的重要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关系在农村的逐步建立，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地消解，诸多确定的与不确定的因素都会对村庄重构中的个体选择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村庄重构这一行为过程主要发生在农民所生活的村域中，网络、信任和规范又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文只研究农民在村域内的社会互动网络、信任及规范等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状况。

 

　　社会网络是行为情境的客观存在，个人在村域中的社会网络互动情况，决定着他的选择行为受社会资本情境的影响程度。对传统的农村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发现，在村域范围内农民互动的对象是多元的，包括亲戚、本家族成员，同村村民等，但农民互动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状态，即互动程度亲疏有别。在村域中，农民最重视的是和亲戚、家族成员的交往，然后才是和其他农民的交往，农民关系建构的核心正是通过亲缘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与亲戚、家族间的强联系，进而通过地缘互动将这种亲戚、家族关系加以泛化和扩展，建立起与村域中其他人的社会弱联系，最终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4]。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农民的社会互动网络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传统性以亲疏为特征的“差序格局”已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效应所逐渐代替，人们之间的交往网络不再局限于以血缘为中心向外扩散，而是以血缘、地缘、业缘、最大效用性及家庭程度相当性等多标准、多中心、多区域地延伸，这就使个体在村庄中的互动呈现出广泛性关系网络特征。

 

　　信任的基础是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本就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熟人社会，农民的交往对象往往涉及到血缘关系人群和地缘关系人群，在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信任度。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资本中，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依旧是亲疏有别，最信任的是亲戚，其次是本家族成员，然后才是同姓村民、同村村民等。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村社会资本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资本的某些特征，农民的信任对象与信任程度不仅仅指向自己的家庭、亲属与家族成员，还会指向有地缘关系的其他农民及有业缘关系的其他人群。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流动日益加剧情况下，农民与陌生人开始交易，同时给予他们以普遍信任。一般地，基于血缘的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是浅度信任，基于村干部的则是抽象信任。但在当前的农村，三种信任类型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任对象和信任程度随着时间与场景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基于血缘的不一定是深度信任，基于地缘的也不必然是浅度信任，而基于村干部的则可能会是无信任。

 

　　规范通常是指在一定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准则的总称，它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考量维度。一般地，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对规范的遵守和实施要求比较高，同时，建立在传统乡土文化基础上的农村社会规范也为绝大多数村民所遵守，规范所具有的道德性、价值性和服从性在村民心中就是一种天然的应该和必须。但随着农村社会资本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传统家庭伦理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原本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的“亲和睦序”家庭伦理遭受较大破坏，传统社会资本中与伦理规范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价值服从等约束力逐步弱化，而新的与现代法治社会相对应的契约规范在农村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随着伦理规范在村民心中地位的降低，村民间及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减弱，农村发生了许多违背社会道德规范、契约规范的现象，农村的安全与秩序出现了危机。

 

　　（二）村民个体选择行为与社会资本情境限制

 

　　村庄重构，特别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村庄重构，由于其发生的背景不再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但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社会，而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间。在转型过程中，当农村社会资本失去了传统精华支撑而现代社会资本尚未真正形成时，遂造成了村民间信任度下降、关系网络呈工具化和资本化倾向、行为规范缺失等情境。这种情境正是村庄重构中个体选择所面临的社会资本情境，它必然导致农村中机会主义行为大量出现，从而使集体凝聚力空前薄弱。

 

　　在村庄重构中，村民个体的选择行为依然是以理性为基础，以利益为目的，只是由于个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导致彼此间信任度下降，再加之对规范的低遵守率所带来的认同度降低，个体间便没有了紧密的联系。村庄重构是一个集体性事件，需要众多个体共同起来行使村民权利以维护自己利益，而农村的集体会议召集权一般在村委会，村委会在村庄重构过程中又始终与上级政府保持一致，所以要想真正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村民个体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才能与损害自身利益的强大势力相抗衡。但是，现实中的个体是理性的，联合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农村的熟人关系也往往使村民个体在对他人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不愿出头去与村干部作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想法在村民思想中大有市场。并且许多人都寄希望于他人能出头做这件事情，于是在“搭便车”思想支配下，维护村民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便难以发生。但是面对村庄重构，无论同意与否，个体必须要做出选择，于是在个体理性支配下，在农村具体情境影响下，便出现了村庄重构过程中的“羊群行为”现象。

 

　　羊群行为也可称作从众心理，通常是指在已有公共信息基础上，参与者观察他人行为并受其影响，放弃自己信念做出与他人相似的行为，且具有一定效应的现象。对于羊群行为出现的原因，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完全角度来解释。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获得准确、及时、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大利益或避免重大损失。在村庄重构中，村民对于村庄重构是同质的，但在掌握信息的程度上是不对等的。由于村庄重构的诸多信息来自于村干部的传达，一些私密信息只有村干部及其关系密切的村民才可以掌握，绝大多数村民所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当村民之间信任度降低，感觉无法直接获得别人关于村庄重构的“真实”信息并无法预知不参与村庄重构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时，就可能通过观察别人的决策行动来推测其占有的信息，这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信息流羊群行为和声誉羊群行为，这三种类型在村庄重构过程中都存在。基于不完全信息的信息流羊群行为假定村庄重构对所有村民均具有同等的待遇，假定先行村民之收益不受后继村民之影响，在一部分村民先行做出同意决策后，一些后继村民根据私有信息和先行者所传递的信息也做出同意决定，之后的村民再根据前面村民的决策做出同样决策，从而形成了决策信息流。信息流羊群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示范效应，即村民个体的决策会受到其参照群体成员行为结果的影响，但其决策却不能同时反作用于参照群体成员。为了推进村庄重构，一些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对早期同意的一定名额内的村民以物质奖励。当一些先行同意的村民获得物质性奖励时，当后来者意识到可能会一无所有而且最终又必须同意时，奖励的结果示范效应会使大部分村民积极报名，从而达到村庄重构的广泛参与。另外，之前出现或媒体报道的关于村庄重构中一些强行拆迁暴力威逼事件也会使村民在生命与经济利益间作出权衡，在“民强不过官”、“别人能参与，自己也能参与”、“无论是受益还是吃亏，大家都一样”等心理作用下，村民们都随了大流。声誉羊群行为强调的是一个行动者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遵守社会规范会赢得声誉，背离社会规范会被群体排斥，明智的做法是与参照群体保持行为一致。当大多数村民都同意了村庄重构时，个别村民的不同意行为就会被认为是脱离了村庄的集体行动，违犯了村庄的整体社会规范，会遭到先前已参与众人的谴责，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明知自己利益会受损，但为了不引起“众怒”，村民也会随同别人参与到村庄重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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