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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变动的竞争只能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以及工资同劳动力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在价格的长期波动中会相互抵消，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它们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但在货币资本市场上，“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即使在借贷资本的供求达到均衡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虽然借贷资本在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找到原因，虽然长期平均利息率的变动一般以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为界限，但既然货币资本已是独立的资本，利息已是生产过程外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利息率就是“独立地决定的”，“同产业资本本身的运动无关”。这是信用和资本市场历来为投机欺诈活动重大舞台的根本性成因。

　　以上概括的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运动特殊性质的分析，适应于资本交易的一级证券市场，现在来看在二级证券市场交易的虚拟资本。生息资本在这两个证券市场之间的转化，使生息资本派生出虚拟资本的形式，作为货币索取权的所有权证书，“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即最初在一级证券市场发行时购买的价格———引者注］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在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上，货币资本的让渡没有发生资本所有权的转移，借贷资本家始终持有资本的所有权证书，现在面对的资本市场涉及的则是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转让，虚拟资本由此而生。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原本“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但在可以直接买卖资本所有权者证书的资本市场，却体现在资本所有权证书虚拟的（即幻想的）货币价值及其独立的运动上。虚拟的资本价值代表的对未来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相应部分的索取权，“完全象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虚拟资本把生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拜物教意识发挥到极致：“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其实，虚拟资本的货币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至此，不仅是“看不到”生息资本“起源的痕迹”，而且连同生息资本本身及其收入“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随着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达，巨额的生息资本都采取这种集中的社会形式，货币资本积累的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由发放的贷款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换言之，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完全等同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误以为后者包括一切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由于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人手中以不同的虚拟形式反复出现，总体来看，虚拟资本的积累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就周期性危机的各个阶段来看，表现在利息率涨落上的借贷资本运动，与产业资本收缩、扩张和过剩的运动，除了经济复苏和利息率达到平均水平这两个个别阶段外，“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但除非有价证券代表了破产或欺诈的企业，一旦危机的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下面阐述马克思关于汇票、国债券和股票为虚拟资本的分析。

　　在职能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之间发生的商业汇票的贴现，是一种纯粹的有价证券的买卖，再加上银行汇票及其汇划，构成信用之货币基础的是汇票而不是货币。

　　“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因为“要判断汇票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空头汇票构成，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还分析了银行券的虚拟资本性质。“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开出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对有权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为了信用的需要，发行没有黄金或存款准备金作为担保的银行券，这样追加的资本完全是虚拟的，与银行拥有的现实资本毫无关系。

　　但它却可以用来贴现，用来同现实资本进行交易，这种虚拟资本比银行拥有的现实资本要大得多。

　　至于购买国债券，“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因为不仅“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而且，这种当时用于补偿国家财政非生产性支出赤字的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债权人只是“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

　　除了汇票和国债外，信用制度最重要的发展，是以股份资本形式创造出一种联合的私人资本，即直接的社会资本，股票也是典型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凭证。”与国债券以至汇票等不同，在资本市场上倒卖的股票交易，转让的是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即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资本市场的拜物教性质使得股票的二手交易，在客观上表现为好像就是在前述生息资本直接形式上资本特种商品的交易，甚至表现为好像直接就是现实资本的流动。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下方面。生息资本直接形式的流出，没有发生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在法律保障的契约到期时，除了破产和欺诈，本金连同它有权索取的增殖额一起，一般能平安地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其本金是一笔固定的真实的货币价值额，资本商品支配权让渡的价格即利息，从而资本的收益，与利息率成正比。而虚拟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反复转让，其货币价值（名义上的本金）也在无限制的易手买卖中反复变动，“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它的价格（也就是作为资本商品买卖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因而具有投机性质；还部分地因为，在现实资本的增殖程度不变，或如国债券那样资本已不存在、索取固定年收益的情况下，“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而利息率的涨落如前所述，又完全是偶然的，取决于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特别是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单纯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时，会必然出现反而上涨的趋势。在经济停滞或危机期间，不但商业汇票代表的商品资本的货币额会大大丧失，而且货币市场的紧迫和信用的普遍缺乏致使利息率提高，有价证券价格本身也必然跌落，并进而被大量抛售，以便获得货币用于支付债务，其价格遭受双重跌落。

　　因此，从微观看，虚拟资本的价格通常背离生息资本最初投入实体经济的名义价值，其价格变动“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⑥在生息资本直接形式的场合，资本交易中对立的两极分别是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目标是在既定的现实资本生产的总利润额中，确定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的分割份额，与现实资本运动尚存一缕依稀可见的联系，故可称资本的“双重存在”。在虚拟资本的场合，这种联系被“彻底消灭干净了”。其货币价值在幻想中涨落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在无数个投资人之间交易，但他们都不能支配这个已经投入的资本，也都不能提取它，无论证书如何在交易人之间反复易手，“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因此，“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它的现实存在只能是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马克思指出，决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以社会生产资料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的，“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它为少数大股东“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这就是金融资本为什么格外贪婪的原因。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尤其是套购在危机中贬值的股票，“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马克思总结道：“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例如，在股份公司中，“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以上关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解读，从５０余条引文注释中可看出，主要取自《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五篇。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三卷时劳作之艰辛，在他逝世前一年为该卷写的序言中历历在目。“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马克思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间留下的这两部手稿，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与留作第二卷的“根本不同”，大量的是马克思十分复杂的思路的随笔记录，不连贯且在散见中，以不同视角重复阐述同一论题，“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在手稿的许多地方可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当时“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恩格斯还谈到编辑中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所以，笔者以上的文本解读是否融通、达意和准确，事关重要，尚可深入探讨。从马克思写草稿的１８６５年到恩格斯编辑第三卷的１８９４年，对于近３０年中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恩格斯在第三卷正文的括号内及注释中做了增补。例如，他写道，“最近几年”，股票的发行采取了“新办法”，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这在今天的股市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了。可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背后，无疑有着当时那个时代金融及虚拟资本运动尚不发达的烙印。当代虚拟资本的存在形式及其活动方式业已呈现许多新发展，其具体特征是前人未曾遭遇的。

　　（二）当代虚拟资本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

　　我们要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为指导，考察当代虚拟资本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当代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虚拟资本的主要形式。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极大扩张，为规避风险或投机谋利而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虚拟资本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涌现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如期货、远期、期权、互换以及许多由其衍生出来的变形品种等。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远远高于其名义价值，作为虚幻的价值，其价格波动远离现实资本的运动，有着独特的运动方式和决定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虚拟资本的形式还会不断多样化。

　　２．人们投资于购买某些特殊商品的资本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这些特殊商品包括名人字画、古玩文物、集邮、名贵烟酒、手表、豪华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人们购买这些商品的目的，无非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或倒卖谋取暴利，这些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资本化定价形成的。它们的价格完全脱离价值，由产品的稀缺程度、人们的好奇心、市场对该产品的炒作程度来决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３．现实投资形成的品牌、商誉、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标准、商业秘诀、专营权、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也是虚拟资本的新形式。这些虚拟资本以实体资本为基础，都依附于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具有商标权的名牌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大大高于产品的价值，而且有很大的价格弹性。这种“虚高”价格的形成，一是因为这种商品在长期市场竞争过程中，质量和信誉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购买这种商品；二是因为品牌一旦形成，在市场中就获得了垄断地位，这类商品具有相对的稀缺性；三是因为品牌产品或由专利生产出来，或是有特殊的工艺和技术标准，或是产地具有独特的自然条件等。投资形成的专利、技术标准等具有虚拟资本的特性，是因为一旦某种产品通过发明创造获得了专利或形成了技术标准，在法律的保护下，其转让的市场价格也大大高于其他可替代商品的市场价格。尽管专利的获得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也要花费大量投资，并计入产品的成本价格，但专利和技术标准一旦获得，就会形成由法律保护的垄断，由此生产的商品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被新的专利和技术标准替代前）维持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的“虚高”价格。投资形成的特定的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其转让的市场价格同样大大高于一般的同类交易。这部分是因为经过特殊的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交易的商品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后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部分是因为特殊的渠道和销售网络造成了难以替代的市场垄断；部分是因为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对称，供应商虚报了商品的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企业无形资产倍增的转让价格，既没有增加使用价值的总量，也没有因此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由于它们的特质性，造成了其市场价格的“虚高”。它们作为“智力资本”或“非物质文化资产”，凭借法律或契约赋予的特殊权力及其衍生的特殊关系，以知识形态持有对未来收益的要求权，其长期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的价格变化同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化无关，因而取得了虚拟资本的形式。

　　三、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