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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1)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Ⅰ，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促进结构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2)促使增长阶段Ⅰ向增长阶段Ⅱ转型的三大主导因素是: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以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逐步形成;(3)东部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等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2016年后，随着全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结构服务化加快、人口红利的下降，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持续提高，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关键词:潜在增长；效率；平稳减速；结构调整

　　一、引言

　　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经验表明，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持续的资本积累、接续的主导产业，以及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制度，促动工业先行国完成了两个增长阶段的转换，进而跻身于世界发达经济行列。然而，由于自身体制的缺陷，后发工业化国家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却发生了各种各样阻碍经济持续成长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战后亚洲四小龙)顺利完成了转型。

　　本文研究中国将要经历的增长阶段转换问题，主要结论是: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增长(阶段Ⅰ)，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率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率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Ⅱ，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进一步优化是本阶段的主要特征。这种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增长路径的转换，符合发达国家经验事实和长期增长统计规律(袁富华，2012)。

　　本文基本结论来源于如下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得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处于高位且大幅波动;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大多数省市开始发生停滞或持续下降，工业化节奏放缓迹象显著。而且，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经济减速，在诸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已经发生;结构服务化、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乏力等现象也在东部地区逐步出现。

　　我们也观察到，中国高增长阶段Ⅰ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日益凸显:(1)由于区域投资分布不均衡，占全社会资本形成50%的东部地区的投资减速，在不能为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抵消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经济减速可能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2)由于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拐点将于近几年出现，这会抑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而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的长期存在，则会进一步拉低潜在增长预期;(3)由于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的存在(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当产出的资本弹性由高增长阶段的0.6—0.7转换为0.6之下，或当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而导致劳动力报酬份额不可避免地持续拉升时，较低的增长速度将逐步变成事实;(4)由于服务业相对第二次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当这种效率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驱动路径、而须经由创新解决时，潜在增长降低预期也会发生。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结构调整的稳速增长阶段Ⅱ会相应产生。本文试图勾勒出两个阶段接续转换的增长路径。

　　关于中国长期增长的研究文献较多，稍早一些的文献，如王小鲁、樊纲(2000)认为2001—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低于7%;林毅夫等(2003)的结论是，2004—2014年为8.5%，2014—2024年为7.1%;近年的文献，如高路易(Kuijs，2009)认为201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7.7%—7.9%，2020年为6.7%;刘世锦与张军扩等(2011)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蔡昉与陆旸(2012)认为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至2011—2015年的7.19%、2016—2020年的6.08%。本文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类似文献中常用的核算框架，另一方面，我们更注重于中国长期增长远景及问题分析。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稳速增长路径转换的分析，是基于中国东、中、西部经济阶段差异和城市化演进事实。然后，我们结合全社会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预期和劳动力供给及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分析，在增长方程框架下得到潜在增长路径的情景。对于潜在增长率，我们的基本结论是:2016年之后，随着城市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推进，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减速通道，潜在增长率将降到8%之下，但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

　　欠发达经济增长分析的立足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我们走到了哪里?下一步会走向何方?本部分提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三个统计现象，我们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证逻辑，都是围绕这些经验规律和事实展开。

　　(一)统计现象I:长期增长路径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如果把增长当作一种结构演变过程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呈“钟型”演变路径的结论。以潜在增长率为观测变量，工业化先行国普遍经历了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加速和城市化阶段的经济减速。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我们把这样的一条长期增长路径概括为“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两个阶段。

　　上述结论来源于以下认识:相对于工业而言，服务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发达国家公共服务需求在第三产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社会保障、教育等支撑高质量生活的部门，通常具有较低的产出增长速度。尽管如此，正如研究普遍认同的那样，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创新活力，这些日益扩大的部门又是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另一方面，从时间标定看，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减速现象，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如Eichengreenetal．(2011)通过统计分析对减速拐点进行了确认。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长期趋势，结构性减速并不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必然降低。原因是，由于工业份额的占比逐步下降，即使特定时期工业增长率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加速有可能被较低的工业增加值或就业份额所抵消。再者，结构性减速的含义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而不是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的下降，在这种意义下，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钟型”路径，与产出或劳动生产率水平(绝对值)的“S型”成长趋势的含义是一致的。

　　(二)统计现象II: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下面我们提供发达国家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统计事实和发达/欠发达国际横截面的比较分析。

　　发达经济和不发达经济以及发达经济不同增长阶段的对比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劳动或资本要素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会发生变化。即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分配所占份额逐渐提高，要素弹性沿着长期增长曲线发生变化。

　　基于标准增长核算方程，我们可以将长期增长函数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规律描述为: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1－α)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数值有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比表明，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资本/产出弹性将逐渐走低，相应劳动/产出弹性逐渐提高。

　　原因是，根据“分配净尽原理”或“欧拉定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要素弹性等于要素份额。

　　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要素弹性与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相等，这一结论预示着增长历程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与收入向劳动者倾斜之间有着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同时意味着，若把城市化过程看作与工业化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该阶段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可能导致要素弹性参数的变化，因此，弹性参数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密切相关。

　　库兹涅茨(1989)的研究结果是，主要工业化先行国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普遍历经了比较显著的上升趋势，英国在100年的经济发展，把劳动收入份额由1860年代的不到50%，提高到1960年代的70%;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法、美，劳动力收入份额突破60%也都经历比较漫长的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导致了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的低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劳动要素份额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资本份额之比的值为0.3∶0.7或0.4∶0.6。

　　(三)统计现象Ⅲ: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结构失衡以下，我们将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期增长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现代部门发展不平衡和结构均衡演进效率的损失。

　　1．发达国家符合比较效率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基于我们的前期研究，图1展示了10个工业化国家1970年以来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总体来看，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长期趋势中，工业化国家第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或等于第二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第三次产业规模的扩张和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的持续转移，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生产率出现递减趋势，第二产业的生产率逐渐接近甚至超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持续演进，第二、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趋同是一种潜在趋势。

　　2．发展中国家效率低下的产业结构演进路径

　　展示了拉美6国1975—2008年间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路径，且与图1相比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演进着。具体而言，拉美国家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产业，因此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般在小于1的区域里演化，如厄瓜多尔、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都位于显著小于1的数值区间里。不仅如此，基于联合国数据库(UNDATA)，增长绩效较为显著的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中国、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普遍位于显著小于1的数值区间里。

　　因此，发达国家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及相应就业和产出比重的上升，遵循了比较效率的经济学原则，即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所以该产业就自然地成长。而发展中国家，典型如拉美国家，第三产业是在相对于第二产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路径上扩展的。虽然这些国家的服务业份额或许达到了60%—70%，但是经济“服务化”这种路径却是在违背比较效率的条件下演化的。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普遍发生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现象，称为“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两个:(1)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问题一旦出现，那么，随着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产出)份额的上升，经济“服务业化”趋势会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第三产业部门，进而削弱整体经济的效率提升空间。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业部门保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是其就业或产出份额的显著减少，对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拉升能力会显著下降。(2)一旦结构演进无效率问题出现，低素质劳动力会大量涌入服务业部门，甚至导致大量非正规就业出现，此时，服务业部门弱质性问题凸显，进一步削弱该部门效率的提升。一个弱质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能促进工业部门的发展，整体经济效率低下，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随之产生。拉美国家经济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幅度大起大落与增长乏力的现象，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以上问题。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Ⅰ的问题和阶段Ⅱ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