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1978—2011年全国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的回归关系: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15.63(2.38)+0.56(3.36)×城市化率+0.84(6.91)×AR(1)+0.44(2.55)×MA(1)。adjR2=0．97，DW=2.03。第二个统计结论是依据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城市化率提高1%推动第三产业比重上升0.76%)，预测值也采用了0.76这个系数项。结合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份额比就业份额增加快，这正是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结构效率低下问题的简洁表达形式。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增长阶段Ⅰ发生了显著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对效率差异问题，那么，论及未来服务业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对一些看法进行修正。因为第三产业效率低下以及“劳动力驱赶效应”的存在，在长期中是危险的，如果盲目推进城市化，那么，结果不仅是造就一个效率越来越低的服务业部门，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所谓城市化过度及类似于拉美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增长缓慢和停滞问题。

　　因此，对于快速城市化到城市化成熟的增长阶段Ⅱ，注重服务业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扭转中国现阶段服务业的低效率，服务业产出比重的增加要求有一个至少不低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速度。这种效率改善的逻辑，意味着长期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高速度，至少要跟上城市化速度。

　　(3)东中西部地区省市进入减速通道的次序

　　根据前面的分析，2011—2015年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且中短期内服务业效率不能得到逐步改善的情况下(城市化率增长1%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增加0.5%)，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升约3个百分点，依据2011年各省市服务业份额计，天津、浙江、广东和海南4个省市服务业份额有望达到50%水平。因此，投资减速效应，将在随后的时期里逐渐变得显著(表5提供了服务业份额的变动趋势的比较起始点)。2016—2025年若延续2011—2015年的服务业发展势头，从增长和服务业效率提高两方面考虑，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应该至少拉动服务业增加值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从2011年服务业的份额看，这种情景可以推动全国2/3省市的服务业份额达到50%及以上水平(服务业份额偏低的省份，如河北、广西、山西、内蒙、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青海、新疆，其比重也可以提高到接近50%的水平)，投资减速通道因此形成。

　　2．人口转型过程中的要素弹性参数变化

　　可以粗略地认为，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是伴随经济增长由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迈进过程中的现象。高速增长阶段Ⅰ中发生的高资本积累，源于相应的建设资金动员能力。就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看，强大资金动员能力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要素分配向资本的倾斜。在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将要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增长福利函数的改变，即新时期国家分配政策的实施和对于民生改善的强调，对于要素分配格局产生影响，本质上带来产出/资本弹性参数(α)和产出/劳动弹性参数(1－α)的逆转。亦即，要素分配比例变化牵引要素弹性沿长期增长曲线滑动，从而产生资本弹性α≈0.6向预期资本弹性α＜0.6的转换。

　　依据二元经济理论，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倒逼劳动力市场定价机制的调整和工资的上升，进而导致要素分配格局向劳动力的倾斜。对于一个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转型经济而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劳动力供给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在长期中抑制经济增长，就日本的经验看，这种冲击甚至是巨大的。后面的情景分析将提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资本弹性的趋势估计，要素弹性参数逆转问题也因此得到进一步说明。

　　3．“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过程中的TFP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趋势的看法，如Wang＆Yao(2001)认为，1979—1998年间中国TFP增长为2.4%;Chow＆Li(2002)对中国1978—1998年TFP增长率的估计结果是2.6%;Young(2003)认为，中国1979—1998年间的TFP增长为1.4%;张军、施少华(2003)认为，中国1979—1998年间的TFP增长为2.8%;王中宇(2006)的测算认为，1978—2005年间，中国TFP增长率大多数年份在1.8%—2%左右波动。伍晓鹰(Wu，2011)根据不同的算法得出中国1979—2008年间TFP增长率约为2.7%—4.3%，但2001—2008年间TFP增长率相对1991—2000年间有较大幅度下降。总体看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20%—30%左右。

　　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低下，是增长阶段Ⅰ要素驱动的典型特征，暗含了要素收益递减及增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为增长阶段Ⅱ的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要求。因此，从供给角度看，增长阶段Ⅰ的高投资驱动，在增长阶段Ⅱ将被技术进步所逐步替代，投资减速过程中的效率提高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根据麦迪逊(1996)的测算，1913—1950年日本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20%，而1950—1973年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的贡献份额超过了50%。

　　四、中国潜在增长率测算及情景分析

　　基于前文阐述，这一部分中，我们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路径提供一个启发性数值模拟。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提供投资变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统计关系，将结构变动分析转换为城市化问题分析;第二步，给出要素弹性参数的数值估计;第三步，在投资趋势和要素弹性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长期增长水平估计。

　　(一)1994—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统计分析我们设定:资本形成率caprate:为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u: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工业比重inshare: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投资增长率capgrowth:为资本形成增长率;城市化率的一次项系数为0.52，二次项系数为－0.0046，刻画出投资率随城市化程度提高而发生的“倒U”型趋势。取定各省市第二产业比重均值44%，则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模拟情景是:当城市化率小于56%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上升;当城市化率大于56%时，投资率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下降。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1%，根据现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状况，2016年后将突破56%的水平，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因而也在模型的预期之中。

　　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到投资增长率与城市化率的关系。利用1991—2010年31个省市的数据对模型ii进行估计，结果为:capgrowthit=3．06(3．82)+0．23(13．55)·caprateit，adjR2=0.82联系模型i和模型ii的估计值，假定随着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发展，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6—2030年间逐步下降到30%，则模型iii估计的资本形成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11%降低到9%。相应地，考虑到资本存量增长率一般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中国1979—2010年资本形成增长率(HP滤波)为资本存量增长率(HP滤波)的1.1倍)，那么，基于模型iii估计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将由现阶段的10%降低到8%。

　　(二)可变要素弹性参数估计

　　本部分提供了1978—2011年中国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首先来看模型，分为两类:

　　1．生产函数Y=AKα(lnK)Lβ(lnK)。这个函数设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它来考察存在规模报酬效应时弹性参数α(lnK)、β(lnK)的“现实”表现，即不施加任何约束下弹性参数的表现。第二个目的有些特别，主要是观察长期资本积累对于α(lnK)、β(lnK)的影响，这里，要素弹性参数αβ被设置成对数化资本存量lnK的函数。

　　2．生产函数Y=AKα(t)L1－α(t)。这是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之下的生产函数，要素弹性α(t)、1－α(t)是时变参数。这个模型设置，主要是考察“均衡”路径上要素弹性的表现，以便与存在规模报酬效应的“现实”弹性参数进行对比。同时，我们也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弹性参数的时变趋势，作为未来增长过程中弹性参数变化的一个镜像。

　　模型估计结果:(1)第一栏是弹性参数α(lnK)、β(lnK)的估计值，不施加参数约束的条件下，30多年来中国资本弹性α(lnK)呈现基本平稳的态势，约在0.8左右;劳动弹性β(lnK)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最近10年的平均值约为0.3。(2)第二栏是弹性参数α(t)、1－α(t)的估计值，在施加报酬不变约束的条件下，弹性逆转现象得以显现。资本弹性α(t)由80年代中期以前的0.7下降至目前的0.5，劳动弹性1－α(t)则由早期的0.3上升至现阶段的0.5。

　　(三)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未来资本存量增长趋势，弹性参数变动趋势来自表8的对比分析，在设定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冲击效应的条件下，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情景分析:2011年中国人均GDP是5432美元，根据表9的GDP增长速度预期值以及人口增长速度预期值，我们可以估算出人均GDP水平(以2011年的人均GDP和汇率为基准，人均GDP增长速度取均值):2015年为7349美元;2020年为9226美元;2030年为15259美元。也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情境下，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0000美元左右的水平，2030年达到1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2016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低，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稳速增长”的原因。在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的抑制下，为了保持未来增长的稳速，技术进步为长期结构调整政策所关注。当然，表9的数据是从供给角度做出的平滑预期，不可否认，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入，短期外部冲击有可能间断性地打破这种平滑趋势，所以，短期调控政策也是经济稳定所必须。

　　五、结论

　　从供给面看，有三种主要力量主导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路径: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转型、要素弹性参数的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分配调整力度的加大以及劳动力拐点的出现，将结束持续三十年的高投资驱动模式。正是立足于这些长期增长因素变化的分析，本文对增长阶段Ⅱ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归纳，结构服务化和减速预期下经济均衡持续发展的要求，迫使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转到效率提高方向上来。因此，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自然成为增长阶段Ⅱ的重心。这就要求劳动、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的转变，民生改善引致增长福利目标函数的确立。因此，创新要素及经济活力的培育成为重中之重。

　　1．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强化市场配置的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技术增长率的差异，导致各种产品生产成本变化幅度的差异，并经由相对价格导致部门间的非均衡增长。因此，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和谐运转。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价格体制改革开始。但目前有部分重要价格却没有市场化，如资源、基础设施、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利率等重要价格还有待改革，相对价格体系不合理，企业真实效率的高低无法显示。所以，走效率改进引导结构调整之路的必要条件是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形成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

　　2．以效率持续提高推动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也有明显竞争优势，结构调整和东部地区的转型升级不是放弃制造业，而是使制造业升级。同时，应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提高服务业的贸易水平，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特别是要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坎，并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3．以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措施，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增长的根本目的是国民福利的提高，尤其是工资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以便使人的价值在增长中体现出来，这需要收入分配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落实。同时，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和培育增长的创新潜力。

　　4．政策上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我国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如东部许多城市经济水平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有些中西部地经济水平还很低，他们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相同，结构调整目标与重点也不一样。从政策角度看，对处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应该放弃过去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刺激或创造更多高级生产要素、改善需求质量、鼓励新商业出现和维持市场竞争等工作;处于中低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地区，可以引导资本流入需要发展的产业，鼓励新企业加入市场、假定2030年人口增长达到峰值，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那么各个时间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11—2015年约0．4%，2016—2020年约0．3%，2021—2030年约0．1%。发展有效率的基础设施、激励企业获取外部技术和鼓励出口等。国家在稅收、价格、市场准入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外部环境，使不同地区和企业发展朝着效率提升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