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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个统计现象，有的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正在发生，有的即将发生。统计现象I在中国部分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已经出现;统计现象Ⅲ在中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中已经发生;统计现象II随着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未来经济阶段中也将逐步变得显著。

　　(一)“干预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Ⅰ的三个效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增长是在“干预型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即国有企业对资本资源的掌控，政府对投资领域和投资规模的调控，以及政府对资本、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压低。工业化起飞阶段，“干预型经济”在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方面有其重要作用，这种力量也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步入成熟及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增强，高速粗放式的资本驱动，也相应出现投资效率递减问题。加之经济建设投资的高度动员而导致的居民消费滞后，以及长期重工轻商导致的服务业发展素质低下，整体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和增长严重偏离均衡的不可持续问题也相应发生。我们认为，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三方面:资本效率低下，分配效率低下，结构效率低下。

　　1．资本效率低下与投资驱动方式的不可持续

　　我们通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I/ΔGDP)这个指标，来对高速增长阶段Ⅰ的投资效率问题进行简要分析。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资本密集型行业，如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拉高ICOR，但中国现阶段投资效率下降问题确实存在(张习宁，2012)。

　　1979—2011年全社会资本形成的ICOR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全社会资本效率不高。全社会资本形成的ICOR状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里，中国全社会ICOR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1979—1995年的低ICOR时期，17年间平均为2.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ICOR大幅度上升，1998、1999年达到了5—6的水平，1996—2011年间平均为3.5。相对于相似增长阶段的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现阶段ICOR数值明显较大，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的日本，其资本形成的ICOR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

　　第二、三次产业资本效率较差。其一，第二产业投资的ICOR在2000—2008年间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2009年以来大幅提升，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其二，长期以来，第三产业投资效率比工业更差，其ICOR持续在4.0—6.0的区间里变化。下文的分析将进一步揭示，二、三产业投资效率的这种差异，与服务业部门相对于第二产业部门的低水平劳动生产率恰相对应。这种高投资背后的结构性效率扭曲，是在服务业部门快速发展的转型时期发生的，如果得不到扭转，全社会投资低效率的问题将进一步强化。

　　区域资本效率普遍不高。1979—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ICOR的结果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地区ICOR均呈现出了与图3全社会资本形成ICOR相类似的上升过程。其中，西部地区显著较大的ICOR，与大开发战略下基础设施投资的较快增长有关。近10年来，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表现出了基本相同的ICOR，说明较发达地区投资效率并不比工业化城市化滞后地区好多少，因为东部地区的高ICOR，并不是在创新投资成为普遍经济现象的状况下发生的。

　　2．分配效率与要素弹性参数特征

　　中国现阶段增长核算方程参数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在于分配向资本倾斜导致的产出/劳动弹性参数相对较小，产出/资本弹性相对较大。表2提供了中国高增长阶段Ⅰ劳动份额的统计说明，总体而言，中国产出/劳动弹性(1－α)长期以来维持在0.4—0.5的水平，相应资本弹性为0.6左右。我们想表达的一个认识是，随着中国高增长阶段Ⅰ的结束，在向下一个增长阶段演进中，如果劳动份额不能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自动提升，那么，强制性的收入分配倾斜政策，在将国民福利提升的同时，也相应改变长期增长函数的参数。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增长速度就会因为资本弹性参数的降低，经济经由减速通道进入稳速增长阶段Ⅱ。

　　3．结构效率低下与服务业部门的被动扩张

　　与投资驱动增长阶段Ⅰ和低劳动收入份额相关的，是中国结构效率的扭曲。我们基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提供了高增长阶段Ⅰ产业劳动生产率偏离均衡路径的景象。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在劳动力资源被资本吸收过程中，工业与服务业部门规模越来越大，但两者的效率也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劳动力没按边际收益原则吸收。这个缺口的产生，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吸收了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把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驱赶到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服务业部门，导致该部门的被动扩张和效率长期低下。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过度服务化及由此导致的低生产率和低增长陷阱问题，Cimolietal．(2006)、Rada(2007)等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陆梦龙和谢珣(2012)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这种服务业部门被动扩张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压抑了服务业部门持续增长潜力，另一方面也导致工业发展与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通道的阻断，因为服务业的扩张不是工业部门的自然延伸，而是作为工业化驱出的“劣质劳动力”的贮存渠道而勉强存在。

　　(二)向均衡增长过渡:稳速增长阶段Ⅱ的核心趋势和三个特性资本驱动的高增长阶段Ⅰ，已经不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迫使中国经济进入以效率提升促进结构进一步升级的经济增长阶段Ⅱ。

　　我们把这个正在发生的经济时期称为“稳速增长阶段Ⅱ”(张平等，2011)，是因为以效率提高为主要标志的该阶段具有较阶段Ⅰ显著不同的三个特质和内涵:投资减速迫使经济进入减速通道;人口结构转型和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发生抑制甚至持续拉低经济长期增长;资源向均衡路径配置的要求迫使“干预型经济”向市场效率转换。基于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增长平稳减速通道的逐步构筑成为阶段Ⅱ的核心趋势。鉴于中国区域经济显著的增长差异，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空间结构对相关问题进行观察。其中，人口转型及劳动力区域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适合从全社会总量角度进行观察，因此，为突出分析重点，我们着力于区域和产业结构角度的投资减速问题分析。

　　1．投资减速通道与“区域依趋势增长”

　　我们把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结合起来，观察增长阶段Ⅱ的投资减速通道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对“区域依趋势增长”这个概念进行说明。经济高增长阶段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投资、劳动力由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这个集聚过程分化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发展阶段雁字排序:率先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较高阶段的东部地区;在工业化路径上追赶东部的中部地区;以及大规模工业化活力正被激发的西部地区。从东部往中西部看下去，那么，现阶段东部地区呈现出来的景象，就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未来10年或20年的镜像，未来全社会增长趋势的判断，大致是处于递进过程中的各个地区的加权。判断区域增长阶段及可能发生的趋势减速，有两个结构性标志:

　　标志1:服务业份额达到50%的临界转换区域

　　(1)中国结构性减速的真实景象:对于北京、上海经济最发达省市的观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东部城市北京和上海，在向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演进过程中，经济减速正在发生。北京和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超过50%，几乎同时进入现代化阶段。不同的是，其后北京服务业份额增加更快，2011年达到76%，上海为58%。展示了两个城市全社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结构服务化趋势的增强，资本形成增长速度较工业化时期明显放缓且持续下降。

　　1979—2011年北京、上海资本形成增长速度(HP滤波)结构性减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潜在GDP增长速度的明显降低。对这种趋势提供了一个估算，目的是揭示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情境中，北京、上海高增长速度表象下面的深层原因。限于行业投资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就近10年的情景进行观察。单纯从统计年鉴数据看，北京市2003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0%这样高的水平上，仍然维持着10%以上的GDP增长速度仿佛是个奇迹，因为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从未出现过如此惊人的增长，尤其是服务业份额占比极高的城市化阶段。北京的这种增长现象，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日渐高涨的房地产投资的拉动，只有把这层不可持续的增长“面纱”揭开，我们才能触及到真实的增长景象。正如表4所显示的那样，如果除去北京市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其潜在增长的真实水平可能只有7%—8%左右，基本符合城市化发展时期中国的现实。上海的情况基本类似，所不同的是，相比于北京来说，由房地产投资拉动高增长的短期行为稍弱一些。

　　标志2:城市化率达到56%的临界转换区域①

　　(2)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其他省市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对服务业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力，这种关联有利于我们观察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和增长趋势。从趋势看，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城市化率50%)到城市化成熟(城市化率70%以上)的过渡阶段。基于本课题组城市化逻辑曲线的前期研究(张平等，2011)，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大约在2016年前后结束，城市化率跃过50%的关键点，而后城市化速度逐步放缓，2030年达到约70%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服务业发展将由增长阶段Ⅰ的工业化推动，转变为增长阶段Ⅱ的城市化集聚效应推动。

　　对于不同城市化阶段上的服务业结构变化，我们认为综合前文关于增长阶段Ⅰ的效率问题分析以及适当的统计计量推断，或许能澄清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化率: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1996—2011年，城市化率以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2011—2015年预期将维持这样的速度;根据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2016—2025年，城市化率的增长速度年均约为1个百分点。第二，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依据城市化逻辑曲线和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回归方程，对2011年之后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约提高0.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城市化率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中国城市化率与服务业的长期统计关系看，1978—2011年间，城市化率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业增加值上升约0.5个百分点。对于第二、第三个统计结论，我们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