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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型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根”就是靠“资源”生存。税费收入的主要渠道也是资源的开发利用，受“有水快流”的思想影响，资源富饶与生态贫瘠不对称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国为了吸引外商企业来华投资，有的资源型城市甚至将吸引外资的多少作为政府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不仅对外资进行资源勘查开发“零税收”政策，甚至对其进行反补贴，免费为其修路，搭建资源勘查开发的最佳平台。这些优惠只适用于外资，而对国企或者民企进入资源型城市投资的，虽然也有相当的优惠政策，但还远不能与外资相比，进而形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资金筹措困难的尴尬局面。

　　另外，资源税费对环境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有关税费制度关注的更多是财政收入，对环境保护关注相对不足，致使资源型企业纳税不少，生态补偿难以落实。资源税实为地方税，资源税的调整加剧了资源型城市和地区鼓励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在生态补偿制度没有做出新的调整之时，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各种资源费的征收，多考虑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少考虑资源的生态价值，资源的完全价值未得到真实的反映。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中对生态补偿制度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现行法律对生态补偿主体、补偿方式、受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程序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丧失资源生态功能的资源型城市和地区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补偿规定。
　　（三）执法监督尚待加强
　　时至今日，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还主要是通过采用行政控制手段规制，国家行政管理从宏入微，无所不至，但因管理手段单一，主要采用直接管理，辅以罚款、吊销许可证等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短期内震慑违法者和规范资源开发的目的。过度地采用行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上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力度不够，而减少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成为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防治与治理恢复、环境影响评价难以定位、整合、监督，更谈不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集中审批了。自然资源开发管理部门分散，中央与地方分权更甚，相互间职责交叉，有利则相互争抢，有责则相互推诿，出现管理“真空”也便顺其自然。再加上执法队伍良莠不齐，专业知识水平低，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不能调节各种矛盾，更多的时候只会采取强制“压人”的手段，执法中难以抵制各种诱惑，频频滋生腐败和“有法不依”现象。
　　新型城镇化下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耗竭性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势必将迎来新一轮人口“入市潮”，也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型城镇化的“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的机遇
　　所谓“新型”，是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主要就是体现在“人”的城镇化，需要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城镇准入门槛。
　　资源型城市需要聚人气。在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统计中一般将常驻人口计算为城市人口，但是，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民，他们仅仅在这里工作，为资源型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是一种典型的“半城市市民”，其暂居性和流动性较强。
　　资源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可以预计“十二五”以及“十三五”期间都将是我国城镇化的黄金期，资源型城市要改变城市“二产独大”的局面，加大力度引进资源产业精深加工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单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靠挖掘或者初加工资源来刺激经济发展，只能造成低效率、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复建设，更不能再抱有资源枯竭时国家会“买单”的希冀，“等靠要”只能导致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遭受重创。鼓励民营和私营经济在资源型城市活跃起来，需要让民营和私营经济的从业者落户城市。考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前这些在资源型城市“打工”的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及城市居民的40%，普遍存在“高积累、低消费”的现象，如果将其转变为市民，按照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来看，这将在今后很长时期内拉动资源型城市的GDP增长率。而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后，需要大量增加城市工商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按年人均3万元来计算，这对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也将是不小的贡献。让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可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解决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老问题，刺激内需的增加，还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只有农民市民化后，他们才能将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与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的基石也才能更加牢固。
　　（二）新型城镇化的“新”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