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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金融监管的发展过程来看，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市场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金融监管却处于自发性、初始性、单一性和滞后性的初级阶段，金融监管是弱化的。（2）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30年代初市场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金融监管实行了全面而严格的限制，这一阶段金融监管是强化的。（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市场经济出现了“滞胀”危机，金融监管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这一阶段金融监管又是弱化的。（4）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此阶段，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相继爆发，金融监管趋向于安全与效率之间的融合与均衡。金融监管可以说是随着经济的波动而不断地在强化与弱化之间进行着选择。即使是现在的追求均衡的策略，比如说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等，都需要对经济波动加以识别和判断，本质上同微观主体对市场的判断是一样的，都是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在识别和判断经济波动上更加的用心和更加的专注。即使是全面细化金融监管，引入金融消费保护机制，升级银行业监管标准等等，也只是对金融业务和职能的监督和管理上更加的用心和专注而已。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金融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累计性的风险，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只要是在系统内的判断都难以把握和驾驭金融风险，即使再用心和专注，也难免会出现错误或失误。而这些错误或失误又都属于系统内部的，因此是系统性风险的一部分，一旦出现或失误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监管的原则不能以微观或宏观经济的波动为标准，必须要跳出金融系统之外寻找答案。

　　三、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对策

　　市场经济起源于14世纪，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加速了市场经济的确立，工场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和政治力量上的壮大，客观上产生了革命要求，市场经济革命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制度最终得以确立。而随着市场的扩大，市场经济产生了工业革命的客观要求，工业革命使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工业革命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本积累的增加、制度和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率，但是本质上是自由竞争创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制度和技术的进步，而这些要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效率。但是，这些可能性在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而资本积累的增加、制度和技术的进步在提高了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放大了这些风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和金融危的频繁的发生。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是收益与风险的根本来源。

　　自由竞争创造出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它既能产生收益，也蕴含着风险，因此自由竞争产生的收益和风险是一体的，并且是成正比的或者说是对称的，高收益对应着高风险，低收益对应着低风险。反之，高风险对应着高收益，低风险对应着低收益。如果不对称，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在高收益的时候应加强风险防范，在低收益的时候可放松风险防范。但是，加强风险防范又会造成低收益，低收益又需要放松风险，而放松了风险防范将会形成高收益，而高收益又需要加强风险防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化风险和弱化风险的循环。这也是为什么金融监管在其四个发展阶段中不断在强化与弱化之间转换的原因。因此，对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实际上是人们对收益与风险的接受程度的选择，因此导致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监管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自由竞争的程度。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并非来自于复杂的金融系统，而是来自于自由竞争。金融系统虽然复杂，但是它的演化过程使它内生出稳定的运行机制，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相对的稳定。这个外部条件就是自由竞争程度，自由竞争的程度决定了它创造的可能性的发散程度，因此，也决定了金融系统的不确定程度和不稳定程度。自由竞争程度过大会加大它所创造的可能的发散性，从而会加大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自由竞争程度过小会加大它所创造的可能的收敛性，或抑制可能，从而使金融系统失去活力；对自由竞争程度进行相机抉择更会加大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是信息不完全会增加风险，二是这种外在的波动性会破坏金融系统内在的稳定机制。金融监管的四个发展阶段就是有力的事实论据。

　　金融监管改革引入系统性风险监管，强化宏观审慎性监管，重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实行逆周期监管，这些都是合理的；全面细化金融监管，引入金融消费保护机制，升级银行业监管标准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应该以维护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可接受的适度的自由竞争程度为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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