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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对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几个史志基本关系问题进行阐述。从众多对志与史的关系中梳理出其渊源，从性质与功能、体裁、标准等方面的相同之处与不同点进行论述。同时，对地方志出书后继续编史的倡导提出作者的思考。
　　关键词：地方志 地方史
　　史志关系问题是当前地方史志领域中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编修第二轮天津科学技术志工作中，志与史的关系不仅是修志培训班中经常要讲到的内容，在解答供稿人提出的问题时往往也避不开这个核心问题，它是编修科技志工作者必须学习的重要功课。对于史志关系的研究与解决现实工作中的诸多问题紧密相关，如在什么情况下认定此稿“是史，不是志”，行业志与科技志的区别，地方志的庐山真面目究竟是什么等问题，都涉及到史与志的关系问题。史志关系一直是研究方志学时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不仅助益于科技志真谛的认识，更对其编纂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志与史的关系问题以往论述颇多，其说不一，但多数专家认为志与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史志同源、殊途同归、志存于史、史古志今、史宏志微、史专志全等诸多论说。本文仅就工作中经常遇到几个史志关系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
　　一、史志渊源
　　追溯史志的发展历史，最早史志密不可分，方志的起源和历史是一致的。持此观点的人居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清代史志大师章学诚，他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又说“方志称为古史之迹”。章学诚所言方志就是国史。最早的《夏志》《商志》，见于《左传》中的还有《周志》《郑志》等，包括先秦时期所有史书都被称作“方志”，以及后世的《三国志》等。宋人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近代梁启超《方志学》一文开篇即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当代方志工作者孙文件认为商、周、秦、汉时代史志不分，一个地方的历史记载，既叫史，又为志。王晖认为“古方志与古国史是同源共体，古方志即古国史，最初的史志是同源共体的”。这都可以说明古代史志同源，是史和志的结合。
　　史志分化。中国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古今学者对此众说纷纭。《禹贡》《周官》《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图籍曾被学者们引为方志的发端之作。从西汉开始，史志逐渐分离。按《周官》记载的外史、内史、大史、小史等官名，他们记述的言、事等编辑和掌管的书是“方志”。傅振伦先生说“古代方志，曰志、曰乘、曰梼杌、曰春秋、曰宝书。后世经传之史，其书志曰书、曰志、曰意、曰典、曰录、曰说、曰略、曰考。而史又有纪传之名，于是方志名号，因亦从而分歧焉。”到东汉袁康等所撰的《越绝书》，记及人事活动，兼具史、志的规模。记事之史称之为“书”。《尚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的历史书。汉代的《太史公书》形成系列的全国性正史。唐代初年记事之史—《南史》《北史》，开始正式用“史”命名史书。魏晋以来，方志的编纂体制渐臻完备，分类分科的专著，如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和梁宗檩的《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作。隋唐之时，方志编纂工作开始受到政府的注意。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经籍志》）。这是最早的国家明令修志。由此可见，史志同源不同流。
　　二、史志关系
　　（一）从总体看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史远而志近，史专而志广，亦有“史主论述，志著广征”云云。史简而志繁，又有“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史记善恶，志重表扬。史侧重研究、探索、反映历史规律，志则只记不议，述而不论，反映或体现这一规律。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在《中国地方志》第一期创刊号上写的一篇《漫话文史资料与地方志》中谈过史与志的关系。他认为史与志的关系是同源异流、殊途同归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得那么清。因而，在方志编写中，史志的写法必须并用。在实际修志工作中，对此不宜过多纠缠以免造成束缚。本着“志经史纬”的观点，把史和志二体有机结合起来，诸体并用，集众之长以达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本地区情况。来先生并在其《志域探步》中阐明：同源异体的同源是指地方志与文史资料都离不开文献资料这一共同的源泉，而异体则指它们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为志体，一为史体。从历史传统看，二者一直是以不同体裁来保存一方之史的资料。所谓殊途同归是指地方志与文史资料各从不同途径进行工作而同归于一代信史的职责。将历史的真实情况留给后代，这是子孙万世之业。至于相辅相成之说乃指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补益以共求史事的完备。
　　（二）从性质与功能看
　　方志学家黎锦熙分析“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但又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即方志虽与史地同源，与史地相互渗透，并一直受其编纂方法之影响，但并未合二为一，融贯一体，而是貌合神离。从学科属性角度来看，史志是相互关联的姊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