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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北京传教，传教士足迹迅疾遍布帝都，成为在京外国人中的重要群体。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又是在京传教士中的“中国通”，他在京活动四十余年，在传教之余，结交权贵，先后主理京师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活动，成为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风云人物。
 
　　教育活动
 
　　1850年，丁韪良受美国北长老会委派，前往宁波传教。1858年，曾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63年，丁韪良从上海转赴北京传教，开辟了美国北长老会北京教区。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召见丁韪良，希望他转告在京传教士切勿太过声张，以免引发教案。受当时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等因素影响，丁氏在京传教效果不佳，入教者甚少，且多是贫苦民众。当时他还在北京盖了一所小礼拜堂，组织了小型教会，方便教徒间的聚会活动。在传教之余，他还参与了北京官话本《圣经》的翻译。
 
　　1864年，丁韪良鉴于北京失学儿童众多，于是租赁民宅设立蒙学，定名崇实馆，为一所走读学校，招收附近儿童。学校最初招收六名学生，学生所有花费都由丁氏筹集承担，课程为经学、常识，并讲授基督教义，意在培养本土布道员。丁韪良也一直出任该校校长，直至1885年，因学生众多，北长老会出资在新址建校，校务才转交他人管理，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今北京21中学）。
 
　　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丁韪良到京师同文馆讲授英文，薪酬颇高，后还被指派讲授国际法及政治经济学。1869年，在赫德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正式任命前，他通过清政府的考试，合格后才被正式聘请。1869年11月26日，丁韪良在同文馆正式上任，并用汉语向学生发表演讲。丁韪良就任后，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首先在学制方面，分成五年制、八年制两种，先后得到总理衙门批准。其中，五年制课程不包括外语，主要学习格致、国际法和数学等课程。八年制课程则是前三年主要学习外语，后五年学习数学、国际法等课程。同时，他还扩充同文馆，增开了德文、生理学、医学等课程，先后增设了化学馆、天文馆及格物馆，并设立印书处及天文台，制定一系列管理学生及教学的章程；在生源上，他改革招生制度，不仅招收八旗子弟，也开始招收汉族子弟，致使学生人数激增，到1888年达到125名之多。虽然同文馆不允许在课堂上正式讲授宗教，但丁韪良却从不回避与学生探讨宗教问题，经常讨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问题，并要求教习在授课中也不要刻意回避宗教。为了教学需要，丁韪良亲自或组织他人编订翻译了一批西方名著，并制定译书章程六条，涉及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格物学、自然地理、历史及法律等方面，如《格物入门》、《格物策算》、《富国策》、《化学指南》、《各国史略》、《中西合历》等20余种。1880年，他受总理衙门官费支持，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回京写成《西学考略》，向总理衙门介绍了欧美教育体系的优劣。丁氏也因其卓越贡献，于1885年被清政府授予三品顶戴。1890年在丁氏回国休假时，同文馆师生曾致颂辞，称赞其对同文馆的贡献：“分门析类，督课有方……分任汉洋教习，综考厥成，殚心竭虑，惩劝兼施，以致馆务日渐起色，详译西国各种书籍，皆精深宏实，为游艺必不可少之书。”而当时同文馆培养的一批毕业生，大多成为当时中国急需的翻译与外交官员。然而丁韪良试图将同文馆完全改造成按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办学，同时试图借助办学传教，皆因保守势力的阻挠，未得实现。他在同文馆直至1894年因病离任，任职时间长达25年之久，之后赴美养病，到1897年才又回京。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任命他为即将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丁韪良继续出任西学总教习。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并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丁韪良向孔子鞠躬，但此举导致众多在华传教士的批评。在此期间，丁韪良修订出版了《重增格物入门》，补充了最新的西方科学知识，并翻译了《公法新编》。1900年7月，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运动停办。1901年，丁韪良自美国返京，上书清政府，建议恢复京师大学堂。1902年1月，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但西学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于1902年2月辞退了丁韪良等西学教习。
 
　　文字活动
 
　　丁韪良到京后，继续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准备提供清政府使用，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支持。1863年，蒲安臣带丁韪良到总理衙门推荐此书，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并派中国官员帮助润色译书，后由总理衙门拨款印刷。此书出版后，在赫德建议下，分送清政府中央及地方的涉外官员，帮助他们处理对外事务，这也是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当时丁韪良还兼任美国《纽约时报》的驻京特约报道员，直至1872年才中断。1868年，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各国时，丁韪良曾在该报为其鼓吹。在京期间，他还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并翻译了《星轺指掌》、《公法通览》、《民法典》等西方法律著作。
 
　　当时丁韪良还在北京主办中文期刊，介绍西方器物知识。1872年，他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合办了中文科技杂志《中西闻见录》，直至1875年停刊，专门宣传西方先进文明。丁氏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及译作，涉及西方的天文地理及科技知识，后曾汇编成《中西闻见录选编》出版。1897年，丁韪良还在北京创办中文的《尚贤堂月报》（后改为《新学月报》），内容涉及政论、格致、新闻、寓言等，继续宣传介绍西方知识，但在维持一年出版12期后，因经费问题停刊，对维新派产生一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丁韪良还在北京完成著作《性学举隅》，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中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