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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任命他为即将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丁韪良继续出任西学总教习。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并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丁韪良向孔子鞠躬，但此举导致众多在华传教士的批评。在此期间，丁韪良修订出版了《重增格物入门》，补充了最新的西方科学知识，并翻译了《公法新编》。1900年7月，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运动停办。1901年，丁韪良自美国返京，上书清政府，建议恢复京师大学堂。1902年1月，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但西学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于1902年2月辞退了丁韪良等西学教习。
 
　　文字活动
 
　　丁韪良到京后，继续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准备提供清政府使用，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支持。1863年，蒲安臣带丁韪良到总理衙门推荐此书，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并派中国官员帮助润色译书，后由总理衙门拨款印刷。此书出版后，在赫德建议下，分送清政府中央及地方的涉外官员，帮助他们处理对外事务，这也是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当时丁韪良还兼任美国《纽约时报》的驻京特约报道员，直至1872年才中断。1868年，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各国时，丁韪良曾在该报为其鼓吹。在京期间，他还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并翻译了《星轺指掌》、《公法通览》、《民法典》等西方法律著作。
 
　　当时丁韪良还在北京主办中文期刊，介绍西方器物知识。1872年，他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合办了中文科技杂志《中西闻见录》，直至1875年停刊，专门宣传西方先进文明。丁氏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及译作，涉及西方的天文地理及科技知识，后曾汇编成《中西闻见录选编》出版。1897年，丁韪良还在北京创办中文的《尚贤堂月报》（后改为《新学月报》），内容涉及政论、格致、新闻、寓言等，继续宣传介绍西方知识，但在维持一年出版12期后，因经费问题停刊，对维新派产生一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丁韪良还在北京完成著作《性学举隅》，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中文著作。
 
　　除了中文著作外，丁韪良在京期间还先后出版了《翰林集》、《中国的传说和诗歌》、《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英文著作，并多次在国外报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政治及经济社会状况，利于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其在美国被公认为是一流的汉学家。丁韪良还曾到天坛、明十三陵、西山、长城等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游览，并在其1896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中专门描述了这些景点的优美风光。
 
　　社会活动
 
　　当时在京外国人组织了很多团体，丁韪良也多有参与，如北京传教士协会、青年文学辩论会、东方学会、华北书会等团体，经常发表演讲。1885年，丁韪良等为促进对中国及东方问题的研究，发起成立北京东方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发表许多汉学研究作品。
 
　　由于在京师同文馆任职，丁韪良与京城官员，尤其是总理衙门的官员，有密切交往接触。他在回忆录中称：“我与清朝官场打了四十年的交道，熟识各个等级的文武官员，从衙门小吏到王公大臣。”丁韪良平时公干，常与官员见面，有时还一起进餐，官员多向其询问西方地理、政治等问题。文祥因重视同文馆事务，经常与丁韪良会面，支持其传播格致之学；丁韪良与恭亲王奕訢接触较为频繁，对其开明与智慧比较赞扬，恭亲王则多次关照丁氏，支持其在同文馆推行的改革；丁韪良在北京还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有过多次会面，李鸿章为他的《增订格物入门》等书作序；丁韪良还担任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私人指导，向其介绍有关地理、政治及欧洲方面的信息，帮他批改英语文章；1898年9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京，大学士孙家鼐设宴招待时，丁韪良应邀出席，发表了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为了向京城的上层官员宣教，丁韪良向他们赠送其在宁波所著的中文神学作品《天道溯源》，该书将基督教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宣讲“孔子加耶稣”主张，以便取得官绅认同。
 
　　义和团运动中，丁韪良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中，直至1900年8月解围，期间他承担检查中国人出入使馆的门禁工作。为救助避难英国公使馆的中国教徒，丁韪良带领其他传教士，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处于饿死边缘中的中国教民的性命。丁韪良在1900年9月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中提出了战后中国建设方案，希望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权力及其改革方案，并让各国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他于1900年10月回到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详述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北京情况。对于战后赔偿，他在该书中提出美国应夺占海南岛，作为军费补偿，或占领沿海其他港口作为驻防基地。这一系列建议都带有侵略中国主权的色彩，最后都未付诸实践。
 
　　1902年9月，丁韪良转赴武昌活动，1906年再次回到北京。此次回北京，他接受美国北长老会的委派，再次在京承担传教使命。1909年，袁世凯儿子袁克定每周三到丁韪良家中听课，丁氏为其讲授国际法、圣经及政治经济学课程。1910年，他完成并出版中文回忆录《花甲忆记》。1911年4月，他出席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典礼，并用中文致辞。民国成立后，丁氏继续在京居住，1914年在其生日时，民国总统袁世凯赠送贺联，并附“学海耆英”的题词。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时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以及美国使馆人员，出席了他的葬礼，后被葬在北京的外国公墓。
 
　　纵观丁韪良在北京的数十年活动，虽然其初衷是在北京传教，宣讲上帝福音，但其对晚清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远高于其传教上的成绩，尤其是传播引进了西方现代教育模式。他更通过在京期间完成的大量中英论著及译作，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曾在其逝世后称：“灌输西学开中国风气之先者，马礼逊而后是以先生为第一人矣……氏为东西之媒介者，垂三十年，与两方皆导入文明。”丁韪良在北京走上层传教路线，结交官员，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也有利于中国民众改变对基督教的看法。不可否认，虽然丁韪良在京活动不能简单斥为文化侵略，但其出于维护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考虑，提出的一些侵略中国的主张，是应予批评和否定的。
 
　　参考文献：
 
　　1.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