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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希腊“东方化革命”的概念最早于１９９０年由博德曼提出，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一书使其广为人知。“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和“东方化时代”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东方化革命”本身不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概念，而是混合了诸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也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关键词：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古典主义；东方主义；古希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也有较为迅速的反应。有学者提出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７５０—前６５０年这一时期，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本文通过对具体史料的分析以及对“东方”、“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等一系列概念的考量，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现象，但是其范围主要局限在艺术领域；文学、宗教、文字、语言等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东方化”。但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革命”无从谈起。“东方化革命”是对艺术史上“东方化时代”的扩大化理解，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古典学与东方学、古典主义与东方主义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碰撞的结果。

　　一、“东方化革命”的提出

　　希腊“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１９９０年，英国古代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ＪｏｈｎＢｏａｒｄｍａｎ）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文中使用了“东方化革命”（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这一术语。他在该文中指出，“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始于公元前９００年左右，开始是零星的工匠移民和物件的引入。希腊大陆上真正的东方化革命，是公元前８世纪的一种现象，由北叙利亚及其他地方———而非（通常认为的）腓尼基———之技术和物产在希腊的出现而产生，东方化革命影响广泛而深远。”博德曼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关于阿尔明那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以此说明阿尔明那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高于腓尼基，顺便探讨阿尔明那这一交通要道在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他没有预料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会在此后的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因此也没有对“东方化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

　　真正使“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广为人知的是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ＷａｌｔｅｒＢｕｒｋｅｒｔ），他于１９９２修订自己的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并与玛格丽特·品德尔（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Ｅ．Ｐｉｎｄｅｒ）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时，直接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实际上，英译本《东方化革命》是一部标题大胆、行文谨慎的作品，伯克特没有在“东方化革命”这个概念上过多纠缠，主要还是以翔实的史料对具体文化事项加以细致考证———如迁移的工匠、东方传往西方的巫术和医学、阿卡德文学与早期希腊文学的关系等。在全书正文中，他没有提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只在导论与结语中简单地提了三句：导论最后一句介绍性地说，“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结语则总结式地说：“随着青铜浮雕、纺织品、印章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一幅完整的东方画卷展现在希腊人面前，希腊人在‘东方化革命’的过程中如饥似渴地对其加以吸收和改造。”对于“东方化革命”本身的含义，伯克特也没有进行定义式的阐释，只在一般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变革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里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伴随着实际需求和利益、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从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像东方化革命时期这样的变革阶段恰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还在于希腊人在西方民族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尽管伯克特没有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进行详细论述，但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１９９４年，卡罗尔·托马斯（ＣａｒｏｌＧ．Ｔｈｏｍａｓ）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关于《东方化革命》的书评。她充分肯定了伯克特严谨、出色的研究，认为伯克特“在没有否认希腊自身天赋的同时，展示了这样一种希腊奇迹是在其他文明广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事实。尽管我们对他所认为的某些借用其他文化的特定实例仍然存疑，但是在伯克特修订自己德文版作品的严谨学术活动中，他已经在自己创建的体系中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看到了伯克特刻意强调希腊文明的东方背景，突出了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吸收与改造，意欲凸显希腊文明自身的优越性与包容力。同年７月，萨拉·门德尔（ＳａｒａＭａｎｄｅｌｌ）也发表了一篇书评，认为《东方化革命》是论述希波战争之前东方世界和希腊文化交互作用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还限于较小范围，但是正在迅速增长。她同样着眼于伯克特对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而没有强调“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

　　１９９６年，马丁·伯纳尔发表了关于《东方化革命》的长篇书评，他认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比其中庸的标题所展示的要更为激进”。伯纳尔认为，伯克特极力主张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主要来自利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安纳托利亚，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像一些保守正统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限于艺术风格和字母。伯纳尔以其《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的激进观点而著名，他自己的风格本身就是“标题新奇、观点激进”，在《黑色雅典娜》招致尖锐批评、自己与学术界同行进行激烈辩论之时，不免有在伯克特这里找到知音之感。实际上，伯纳尔是以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来考量伯克特的论述，他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文明研究领域确有创新之功，其基本观点与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论同气相求。

　　当然，伯克特与伯纳尔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伯克特认为文明的发展并非遵循简单线性的因果论路线，多种文明间的交往是一种互动推进式的开放演进，单纯考察文明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关注其内部与外部的互动与交流，因此他倾向于强调希腊文明产生时期的希腊社会本身，而将东方的影响作为背景来看待，因此将“东方化革命”的时间限定在公元前８世纪到前７世纪，内容限定在具体文化事项方面。而伯纳尔并不同意这一点，他在另一部作品中批驳伯克特道，“这个世纪或者其他任何世纪，都没发生过东方化革命”。当然，他的真实观点不是否定“东方化”的存在，而是认为希腊一直处在东方化过程之中而非只经历了有限的一段革命。他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个阶段存在一个“纯正的”希腊，正如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存在“纯正的”利凡特或“纯正的”埃及一样。任何试图标明闪米特和埃及对希腊影响起始时间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标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一样。

　　希腊化或希腊本身不可能锁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空之内———只可能将其视为一种风格或模式的延续，在这种模式下，希腊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介入相互交织或混杂在一起。

　　然而，“东方化革命”在西方学术界热烈讨论了２０多年，却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完整清晰的界定。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参与讨论的学者长于史实推考而不擅理论概括，似乎只要列出有限的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史料证据，便能自然而然地对这场“东方化革命”予以足够的证明，而无需再做定性分析。

　　“东方化革命”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

　　虽然现代西方学者没有对希腊“东方化革命”概念进行系统阐释，但博德曼、伯克特、伯纳尔等人从史料的角度进行具体考证，说明东方对西方的影响；萨义德等人则从另一角度，即以批评东方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来揭示历史上东方的影响和地位。

　　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东方化革命”的基本内涵———大约公元前７５０年到公元前６５０年，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

　　“东方化革命”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提出和影响的扩大其实是“东方化”（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和“东方化时代”（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ｚ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这两个话题的延续和扩展。

　　“东方化”这一词被用作指代古希腊艺术的一种风格，始于维也纳大学古典学教授亚历山大·孔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ｏｎｚｅ）。他于１８７０年在《早期希腊艺术史》中提出这一说法，认为“东方化”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指涉１９世纪前半期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墓冢中发现的瓶画风格。东方化风格瓶画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与原型物件没有关系的几何风格，考古学家这一时期在意大利中部以及１８４５年以来在亚述的发现，即花卉旋纹和狂野的动物以及奇幻的怪物，都被认为是来自东方。这类东方化风格同样出现在希腊艺术中，尽管至１９世纪中期希腊只出现了少数考古证据。自此以后，学术界对希腊艺术中东方因素的关注越来越密切。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古希腊文明中来自东方的因素不仅限于艺术领域。

　　１９８０年，英国学者奥斯温·默里（ＯｓｗｙｎＭｕｒｒａｙ）在孔兹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他的《早期希腊》第六章即以“东方化时代”为章名。默里借用了这个艺术史概念并且将其应用到整体希腊社会的研究。他通过考察希腊语借用的闪米特词汇的数量，尤其是物质文化领域的词汇，例如陶器形状的名称、称呼服装的语汇、渔业和航海业的术语等，确认了希腊和腓尼基之间的密切接触。默里认为，“与近东的接触，给公元前７５０年至公元前６５０年一个世纪的希腊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不过，这种传播发生的路径，以及它对希腊接受者的影响，最好通过三个领域———艺术、宗教和文学———的研究来探讨。”默里提出“东方化时代”这一术语之后，西方古典学界的注意力开始逐步集中到东方化论题之上。１９８７年，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甫一面世便引起激烈争论，激发了学界对希腊文明中东方因素的研究热情，相继发表了相关著述。

　　美国古典考古学家萨拉·莫里斯（ＳａｒａｈＭｏｒｒｉｓ）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代达洛斯与希腊艺术的起源》中提出，从青铜时代直至古风时代，东部地中海世界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其内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常态，而希腊也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公元前１１００年之后没有终止和东方的联系。１９９７年，英国古典学家韦斯特的《面向东方的赫利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面世，作者考察了爱琴地区与东方的来往和交流，系统阐述了西亚文化对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在事实的冲击下，读者应该放弃或至少大大降低对于早期希腊文化独立性所保有的任何幻想。我们不能把‘近东’的影响贬低为边缘现象，只是在解释孤立的不正常现象时才偶尔援引。它在许多层面、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无处不在。”

　　１９９８年，考古学家塔马斯·德兹索（ＴａｍáｓＤｅｚｓ?）在《不列颠考古报告》发表长篇论文《公元前９—前７世纪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东方化的模式》，他将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地区头盔传统中的东方影响分为四个层次：直接引入、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形式上的重新解释、对东方模式的模仿和材料上的重新解释、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头盔受到东方的启发。通过对具体文化事项的专题研究，德兹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影响的个案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