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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政府总会陷入职能分化——机构膨胀——机构精简——职能分化的恶性循环，行政部门的职能与权力交错、重叠，导致权力失控，引发新一轮的行政改革。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行政机构职务消肿的目标，正如特里·库克所言：现有档案馆能够收集的信息仅仅是一部分，社群作为档案的第四个范式，能够共同帮助收集更多的信息，并借助档案找到认同和获得力量，以冲破主流与边缘之间的障碍。[6]国家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从档案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专门为这些组织提供合作管理的档案制度环境，并通过规划、引导、商谈、服务等方式提供支持，聚合起档案管理的合力。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参与只出现在国家权力失灵的地方，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档案开发、咨询、整理等运作有序的环节，社会组织依旧活跃。所以说，社会组织与国家是在服务替代基础上的一种协同增效。

　　另外，社会组织作为独立性团体，其运作不依附于国家。也就是说，它是政企分开、权责明晰、独立运行、自负盈亏的机构，在人员、财务、职能等方面，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完全脱钩。这些性质决定了这些公益性档案服务机构和边缘化的群体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一个团体的运作，不接受国家意志的捆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才可以真正代表一部分公民的权益，与国家共同参与档案事务的管理，实现三方利益的平衡，确保三个权力主体间关系达到最佳状态。

　　3.2社会组织是档案管理民间力量的中流砥柱

　　一旦公民在“公共领域”的权利被国家限制，或者因与国家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而瓦解甚至消失，那么国家的“公共领域”将遭受重创，其本身也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基础。所以国家既担负着实现公民需求的使命，又需要为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保障“公共领域”的有序和健全。也就是说，公民与国家这两种并存的力量必须保持平衡。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作为国家与公民间的缓冲剂来防范两者间可能发生的矛盾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定。

　　公民个体需求表现出的主观性、随意性与差异性以及公民行为带有的无序性与冲动性，表明这些自发而强大的民间力量需要被正确对待才能焕发勃勃的生机。社会组织将一部分具有相同利益需求的公民集合起来，利用群体性的智慧解决档案事务，令单一公民在表达利益诉求中的劣势得以消减。在社会组织中，组织目标强化了组织成员的行事动机，组织结构明确了组织成员的职权范围，行为准则规范了组织成员的管理方式。在共同利益的驱逐下集结而来的公民，由随意表达档案利用需求转为严谨对待档案管理工作，由主观判定档案发生现象转为客观分析档案产生问题，由贸然宣泄个人负面情绪转为冷静处理各种社会冲突。相比于单一公民，凝聚起来的社会组织无论在提供档案技术、咨询、鉴定服务等专业性档案工作方面，还是在与国家相互合作，共同协商档案管理事务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档案发展方面，都显得更有经验和有成效。

　　4档案管理权力主体之公民

　　作为国家与社会组织运作的基础，公民既可以集合为组织，形成强大的群体性力量，也可以分散为单一个体，独自行使个人权利。公民的民主意识需要在实践中得到培育，以成为档案管理权力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获得更多话语权。

　　4.1集合为社会组织追求共同利益

　　比之与国家的直接互动，公民更倾向于通过社会组织来间接表达个人的权利诉求。

　　社会组织是“以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和共同志趣为基础和原则的自由结社、自我管理”[7]“一般不采取集中领导的垂直化等级式体制”。这给了许多始终畏惧国家权威的公民一个民主、自愿的平台自由表达对档案最真实的需求。在组织内营造的“平等相处、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氛围下，公民意识不断融入日常生活与行为之中，使其在无形中得到培育，逐步将公民塑造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人”。[8]同时，社会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源为满足公民的个人利益提供便捷。比之分散的公民个体，组织成员更容易获得更多档案收集、开发、咨询等经验，对档案管理事务拥有更专业的见解。因而在组织中，公民的民主积极性更高，更容易实现自我约束、自求上进。

　　但是，这种集聚并非永远常态化为稳定有序的社会组织，有时也会因为某一突发事件自发集合为无序的群体性力量。相比于社会组织对内部成员纪律的强化与规范，这种无序、短暂的社会力量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容易将公民引向冲动，导致以不科学的行为捍卫和行使个人档案管理权利，造成国家与公民间的直接冲突，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所以国家对于公民突发性集合需要予以重视，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

　　4.2分散为单一个体表达多样诉求

　　档案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最广大公民的利益，因此，与其由国家去思索它应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握和运用权力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不如由公民自己，通过网络、传媒及社区自由表达。分散化的公民个体，因为职业、性别、生活阅历、信仰、年龄等不同，对于档案的收集范围、保管期限、开发形式等有着差异化的诉求。这些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公民多样化的声音，帮助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开拓思维，广泛了解档案的需求走向，推出更多人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

　　在实践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努力已在展开，如坐落于中山南二路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设置了可手写、可拍照的档案电子留言板，许多参观档案展览的公民均在这块电子小黑板中拍下了自己的头像，并写上了对档案馆办馆的建议或祝福。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更为广泛和热烈。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档案馆网站上，来自本国及他国的国民成为国家档案馆的公民档案员，他们为网站上发布的档案图片添加标签、为档案文献注释说明、为档案资料编辑条目、著录和评论。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与Flickr合作的“通过透视镜”系列项目中，成千上万的用户对千余张照片进行了标注、写下某张照片激起的个人记忆、上传相似照片，或更正错误标注。[9][10]可见，公民个人始终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帮助国家与社会组织的档案管理进入正确的、以人为本的轨道。

　　总之，社会治理视域下，档案管理权力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档案的信息权得到再分配。以相互协商、相互促进为基础，三者各司其职：国家着重远景规划，制定档案发展大方向；社会组织承担部分国家档案管理事务，解决社会矛盾；公民客观表达利益诉求，参与民主决策。三方通过合作以实现不同利益间的均衡，达到最佳的、稳定的档案管理状态。

　　参考文献：

　　[1][2][3]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2（1）：21，23，23.

　　[4]肖文涛，黄剑宇.善治视域下的社会中介组织发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7（6）：106.

　　[5][瑞典]卡尔松，[圭]兰法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M].赵仲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3.

　　[6]TerryCook.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community：fourshiftingarchivalparadigms[J].ArchivalScience，2013（13）：113.

　　[7][8]康宗基，庄锡福.试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培育[J].科学社会主义，2011（2）：110，110.

　　[9]ThenationalArchives.Discovery-ourcatalogue[EB/OL].http：//discovery.nationalarchives.gov.uk/SearchUI，2014-07-02.

　　[10]闫静.英国“档案志愿者”和美国“公民档案工作者”的思考[J].中国档案，2013（9）：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