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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孔颜之乐在“道物无对”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儒家的人性自由

 

　　儒家文化追求刚健有为、积极上进的人生价值观，“立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但个人由于气、命的限制，并非每个人都能事遂心愿，大者仕途多舛，小者人生坎坷，在这样一种人生情境下，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恰如其分地转向了孔颜之乐，在避免了滑向佛、道的虚空、虚无的同时，仍然保持了乐观上进的人生态度。孔颜之乐是建立在“成圣”、“内圣”人格基础上的一种积极上进、乐观的人生价值观。

 

　　儒家“立功”的人生价值观何以能成功地转向孔颜之乐？儒家学者必须为孔颜之乐找到充分的人性根据。孟子将人的追求大致分为两种，即“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何谓“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是否受气、命的限制是“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主要区别，“求在内者”在性分、命分之内，不受气、命的限制，仁、义、礼、智既是性，又是命。味、色、声、臭受气、命的限制，求而未必能得，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个意思。孔颜之乐即“求在我者”，而且“求则得之”；但是，仅仅“求而得之”还不足以确立孔颜之乐的人性根据，“求则得之”之仁、义、礼、智必然是人的本质，必然是人之成为人的内在根据，孔颜之乐的人性根据才能最终确立。孟子认为人性的本质是仁、善，“亲亲，仁也”（《孟子·告子》），由父慈、子孝所呈现的仁渐次扩充可达于至仁，由孺子入井所呈现的善端渐次扩充可达于至善。仁、善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正在于如前文所述，仁、善、良知是人心之“不容已”，是人心“打不过处”，正因为如此，孟子称仁为“安宅”，义为“正路”，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在孟子看来，一个人不能居仁由义，就是自暴自弃。

 

　　仁、善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是“求而得之”，但若无快乐可言，亦不能称之为孔颜之乐。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要做到“大行不加”其乐，“穷居不损”其乐，乐必须来源于人的性分之内，而非“求在外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慈爱之情、敬长之情是人类发自肺腑的两种最基本的充满喜悦的情感，孟子认为这就是善。在这里，仁、善与发自肺腑的喜悦情感浑然一体，体用一源。这种发自仁、善的喜悦情感不是某个特殊的个体所独有，而是一种普世意义的实存，孟子称其为“人心之同然”。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理义之悦我心”是孔颜之乐的本质。

 

　　人与物的关系是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人何以能爱物？“亲亲”、“仁民”、“爱物”为何能顺次并列？这些问题宋儒做了系统地阐述。程颢提出了“道物无对”的理论，程颢曰：“此道与物无对。”〔2〕（P17）“道物无对”理论是宋儒一本论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宇宙论框架内建构新儒学，是宋、明儒学的重要特点，一本论是先秦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在宋、明时期呈现出的一种新的表述形式，它为“道物无对”理论奠定了宇宙论基础。程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2〕（P13）人与天地同根同源，此即一本。但人由于私心、私欲的缘故，与天地分而为二，要“复见天地之心”，必须经历澄心见性的工夫。澄心见性的工夫何以能“复见天地之心”而达致一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对“仁”进行了新的阐释，“公”成为宋明学者阐释“仁”的一个重要特征。程颐曰：“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2〕（P1171）“公”即一个人没有私欲，没有成见。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客观地看待事物，才能遵循客观规律。“公”是实现人与物浑然一体的关键因素。程颢曰：“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2〕（P142）程子曰：“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也。”〔2〕（P1172）“公”是实现人与物浑然一体的关键因素。

 

　　明代心学大师陈白沙继承了一本论思想，并将其与孔颜之乐融会贯通，形成了以孔颜之乐为核心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人与天地同体”是陈白沙自然主义哲学的宇宙论基础，“情顺万物而无情”是陈白沙自然主义哲学在情识上的具体体现。陈白沙通过“致虚”以“立本”的儒学体认路径，将人与自然界、客观规律、天理融会贯通，实现了人与物浑然同体。“惟仁与物同体”蕴涵了陈白沙自然主义哲学的宇宙论基础、功夫论内涵及“情随万物而无情”的圣贤气象，是陈白沙自然主义哲学最确切、最全面的表述。在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体系中，人与物完全是敞开的、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境程子称其为“万物莫不遂其性”，〔2〕（P369）朱熹称其为“万物各得其所”，〔4〕（P574）人在“道物无对”、“物各付物”的人与物的关系中彰显了人性自由。人的自由与异化是两种相对的生存状态，异化意味着迷失和痛苦，“累”是该生存状态最确切的表述。儒家学者认为造成“累”的生存困境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求在外者”而不能“知所止”。人由于气、命的限制，并非都能事遂心愿，懂得这个道理并及时调节生活态度，才能真正感到充实和幸福，这就是“知所止”。“知所止”的深层哲学含义是“止”于“至善”，一个人惟有“止”于“至善”，才能贞定德性而不徇于外物。其二，内心不诚，心有亏欠。程子曰：“不诚则有累，诚则无累。”〔2〕（P1189）德性考量的标准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良知，良知一有亏欠则气馁，气馁则心虚。程子曰：“夫身既不诚，则无乐矣。”〔2〕（P1185）陈白沙的自然主义哲学是建立在成圣、内圣的基础上的，内心既诚而又“知所止”，则无私欲之累的牵扰，因而人完全是自由的。陈白沙一生喜爱大自然，“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5〕（P883）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使他的性情更加宽平，识见更加辽阔。陈白沙说：“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5〕（P192）陈白沙喜欢喝酒，自喻为神仙，“祝融我当往，往处还自然。未往亦由我，安知不是仙？”湛若水注曰：“仙者，托之以言其心无所累耳，非长年飞升之谓也。……自然，则情不累于去住。襟怀洒落，是亦仙已，奚必长年飞升而后为仙哉！”〔5〕（P771-772）

 

　　孔颜之乐作为“立功”的人生价值观的补充，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系统的自身调节机能。有些学者将魏晋南北朝乃至唐朝佛、道的兴盛归因于儒家文化无法解决个人遭受挫折之后的人生价值转向问题，实际上这是对儒家人生价值观的误解。儒学的“精义之学”由于其体悟性特征，往往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境地，这是学者误解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根源。程颢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2〕（P141）儒学的“精义之学”隐而不显，是世人“惑于异端”的根源。二程、朱熹、陈白沙、王守仁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站在孔颜之乐的立场鞭辟佛、道虚空、虚无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彰显孔颜之乐对于人生价值转向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朱子全书（第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