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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所谓“资本农场”主要是根据经营的主体、规模和决策的方式来定义的。农场是由商业公司经营，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农场经营的方向，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农场的具体经营决策，因此农场经营极具“统一性”: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统一耕作，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鉴于商业公司追逐利润的本能，在大经营规模基础上的统一，农场经营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效益和效率。在安徽绩溪，笔者访问了一个按照公司原则进行农业生产的“资本农场”。这是一个由地方小公司在2004年“转业”扩张起来的“绿色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要实现大规模“公司经营”，公司需要获得土地经营权。

　　在现行的联产责任制下，承包土地的农户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为了获得土地经营权，公司同农户签订了转包合同。合同承认农户的法定“使用权”，并规定公司向农户按年支付“租金”。通过从农户转包土地，公司成为经营主体。通过近10年的不断扩张，目前公司已经获得近2万亩土地和山林地的经营权。

　　为了实现产品的“差异性”，公司从“绿色”和“有机”做文章，生产“绿色大米”和“有机大米”，前者合理使用、少用工业化学投入，后者完全按工业化前的“自然方式”生产。为了实现“有机”和“绿色”，公司建起猪场、鸭场和鸡场，禽畜粪加工后作为农业肥料，以各种自然生态方式控制病虫害。公司在经营规模(农畜一体化)和经营方式(统一管理)上确保了“有机”和“绿色”的实施，并通过了绿色大米和有机大米的认证，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公司生产的绿色和有机大米，不仅工业投入少而生产成本低，而且由于品质“差异”，售价比一般大米高2～6倍。

　　因为经营规模大，公司可以实施纵横扩张的经营战略。(1)在平面上“多种经营”。除了绿色和有机水稻、饲养场外，大面积种植有机山核桃和有机吊瓜等多种产品，平衡农业季节忙闲。(2)在供给链上延伸。公司建设了优质米、山核桃、吊瓜子甚至面点、粉丝、徽菜等的加工设施，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销售网络。而这些加工设施的运转，让公司进一步成为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起公司合同农户2200户，让总经营规模扩大到绿色水稻4万亩、有机水稻5000亩、有机山核桃1万亩、有机吊瓜基地1万亩。公司的绿色生态理念更加广泛传播，公司的绿色经营方式成为周边农户模仿的样板。而这种纵横扩张的经营战略，分散了农业经营的自然风险，增加了经营收入。按照2010年公司的农产品销售总额近2亿计算，公司和合同农户每亩土地的产值近3000元，是当地种植粮食产值的2倍左右。公司的产值在6年间提高了近10倍，凸显了规模经营的高效率。

　　五、成功的前提

　　在工业化集约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大公司垄断全球化供给链上的话语权的环境中，小农户不仅面对着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在供给链上处于不公平地位的问题，更有生产和经营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实践《节约也增长》可持续发展的“新绿色革命”，必须改革现存的微小农户的经营方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中，成功的合作经营和资本农场，对化解小农经营难题、实践《节约也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树立了榜样。

　　从实现规模经营效益、实践《节约也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评判，成功的合作经营和资本农场并无巨大差别，因为“合作”和“资本”都能化解经营规模微小的问题。然而，发展合作经营和发展资本农场的前提与成功的条件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资本农场并非新经营模式，几乎是和工业革命伴生而来、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提升的。在土地资源丰裕的国度，城市化可以不是资本农场扩张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城市化水平很低的非洲国家，由于土地资源丰富，也有不少私人和跨国公司经营的资本农场，它们以市场导向型生产，雇佣劳动，机械化耕作和收获，追求利润最大化。仅自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和私人资本在非洲国家获得几千万公顷土地开办大农场。2007—2010年，30个土地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总共有偿让渡给外国公司和私人资本近3000万公顷的耕地开办大农场。

　　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土地使用权按人均分配，由于土地资源稀缺，人均承包的土地不到2亩。在这样的现实下，资本大农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和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要以众多农民彻底离开土地为前提条件。只有大量的小农户放弃土地、进入城市(城镇)，成为不再返乡的市民，中国的资本农场才有发展空间。然而要实现小农户放弃土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绝非易事。不仅需要有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支撑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成为真正的市民，还需要有合适的公共服务来接纳“新市民”，而现在不断扩展的大中城市多面对“超容”的危机。更要命的是飞天的房价，筑起了让乐意放弃土地的农民无力跨越的入城壁垒，因此，中国城市化推进了30多年，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2.5亿人，这凸显了农民难以转变为市民的严峻现实。

　　在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被确立为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提出“城镇化是发展最大的潜力”。城镇化的顺利推进将为资本农场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然而，科学的城镇化，是以创造离开土地的农民可以在新开发的城镇中生存环境为基础的，而不是“农民工”，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国资本农场的发展，除城市化进程约束外，还面临政治上的压力。土地在资本召唤下集中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小农户放弃土地，这使得资本农场的崛起面对着“迫使农民或者离开土地，或者变为雇农”的“政治问题”。此外，通过投资农场变相“圈地”也是“资本农场”发展过程中的噪音，然而，这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化解。

　　如果仅从经营决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来看，同合作经营相比，资本农场因为决策高度集中、具体实施少人为摩擦而经营有效率。但合作经营并不一定就比资本农场低效。几年前笔者在肯尼亚调研过肯尼亚茶叶发展协会。这是一个由全国种茶小农户联合起来的，种植、运输、加工和出口一体化的合作社，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虽然后来迫于世界银行的压力，政府在名义上让渡了经营管理权，但全国性的合作体系没有改变)，其经济效率和纯利润明显高于周边种茶的几个非洲国家中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农场。原因是后者的农场雇工来源不稳定，增加了生产成本，影响了茶叶质量(耽误了最佳采茶时间)。

　　显然，“合作经营”可以是替代“资本农场”的选择，因为“合作”不仅可以化解小农户经营不可持续性的问题，而且不改变现存“家庭经营”的形式。然而，成功的“合作经营”不仅取决于公平合理的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精明能干的管理人员，更关键的是合作社成员间、合作社成员和管理人员间的充分互信。没有这样的互信，中国农村的“合作经营”难以成功。

　　根据现代“社会资本”理论，社会个人间关系规范和诚信是使社会成员团结一心、更有效地追求共同目标的基础，所以“诚信”和“共识”是最基本的“社会资本”。在一个社会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货币媒介的经济关系或叫市场关系，另一种是社会成员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亲情、友情、人情、信任、共识等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虽然体现公正、公平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对于合作举足轻重，但如果“社会资本”匮乏，人们相互猜疑、没有诚信、甚至欺骗，共识不能形成，“合作经营”就不可能成功。尤其是当人和人间的社会关系脱变异化成纯粹的金钱关系，社会成员间的共识和信任更难形成，因为金钱关系由唯利是图主导，具有极强的“自我性”和“排他性”。由于共识和信任的缺失，虽然《合作社法》颁布多年、各级政府积极提倡，现在农村中经营成功的合作社依然屈指可数。

　　此外，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合作社经营也要求适当的土地集中，因为仅拥有几亩地的微型农户商品化程度太低，不能成为经营的形式。

　　六、结束语

　　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微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不可持续的压力，成功的合作经营和资本农场，对化解小农户经营难题、实践现代农业的“节约也增长”可持续发展建立了可供选择的经营模式。但在土地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严峻的现实下，中国农业发展经营模式的选择，应当同时包容农业生产的“合作”和“资本”模式，为成功“合作”和“资本”经营创造“前提条件”，实现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长盛不衰。从供给链管理着眼，合作经营和资本农场都需要更高层次的合作，争取供给链上的“话语权”，改变“仅仅是生产商”的局限，对抗农产品流通领域现存的各种壁垒和垄断，获得公平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