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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最基本手段之一。为探究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中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986个样本农业生产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识别。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受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文章提出：政府应定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相应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其对农产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农药施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进程。

　　关键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农产品安全；影响因素

　　1、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者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特别是部分农业生产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不按照规范施用农药，擅自加大农药施用量和施用频率以及缩短间隔期，或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倾向于使用剧毒农药，如农药的超剂量、间隔期短等施用行为，导致过量的农药通过挥发等方式进入到土壤、河流、大气中，造成面源污染。进入河流、大气中的农药对水质、空气造成直接影响，进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形危害。此外，农户种植过程中大量施用催熟剂、生长剂等农药，成为农产品安全的内在危机，人体食用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2013年数据显示激素类农药导致的食源性疾病达到30％~40％。这些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逻辑导致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不断发生。实际上，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而导致的农药残留。在我国，农药残留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瓜果、蔬菜和茶叶等农产品中较为突出。相关研究证实，农田喷洒农药后，一般只有10％～20％是吸附或粘着在农作物茎、叶和果实表面，而有40％～60％农药降落在地面上污染土壤，而土壤中的农药又通过植物的根系吸收转移到植物组织内部和果实中，对果实品质造成影响。据欧盟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欧洲，在人食用的水果、蔬菜、谷物等食物中，1/3含有杀虫剂，其中1/20的农作物杀虫剂含量超标。在美国，有34个州的地下水源被39种农药残留污染，10％的公共供水系统中均发现了农药残留。在巴西，有关组织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各种农产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有1/6的被检样本农残超标。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只要存在农药残留，农产品安全的指标就会有所下降。对农产品来说，有机氯、有机磷、有机氮、有机汞等农药是形成残留的主要农药类型。研究表明，农产品对六六六、DDT等有机氯农药残留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富集能力，所形成的农药残留不仅直接降低农产品的品质，而且对土壤与农产品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据阎文圣等的测算，我国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面积高达667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6．39％。同时，农药通过水体吸收形成的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也具有持续性。

　　薛南冬等对农药在水体中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农药在水体中的残效期长且具有蓄积性，后果更为严重。

　　因此，有效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从而降低农药残留是防控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构建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体系的最终落脚点也应该是最大程度地在微观层面上优化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施用行为。

　　2、影响农产品安全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研究

　　2.1心理认知因素

　　大量研究显示，因认知偏差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越广泛、越深入，其在施用农药时越倾向于考虑农药施用的安全间隔期。张云华、马九杰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施用农药的农业生产者中有近一半的农业生产者仍然使用高毒农药，其对高毒性化学农药对农产品质量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认知度较低。杨万江等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数家无公害农产品和常规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调查与经济效益分析发现，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安全间隔期的选择行为相对科学，农药毒性的自然挥发相对也较为充分。同样，关俊霞等通过对贵州、安徽、江苏和湖北稻农的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水平较高，其中有78％的江苏和贵州受访农业生产者认识到农药的大量施用将降低农产品品质，有85％的湖北受访农业生产者还认为农药残留会导致土壤板结。但郝利等的调研结果则相反，通过对山东、黑龙江、江苏等六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并不了解高毒高残留农药、农药使用量和农药间隔期都是影响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农业生产者对农药的认知程度将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施用行为，进而影响农产品安全。基于此，本文选取“心理认知水平”作为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指标之一。心理认知水平是农业生产者通过感官感知从而获得农药施用的理论知识、应用知识，以及对事物抽象推理等的思维能力。为了测量这一变量，文章用以下指标来综合反映决策个体的心理认知水平：是否知道经常或大量的施用农药会造成农药残留；是否知道较高的农药残留会影响农产品安全；是否知道农药的安全间隔期；是否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农药残留等。

　　2.2知识能力因素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受其知识能力水平的影响。Michael等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差异影响其对农用化学品的施用行为。同样，国内学者周峰等研究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对农业生产者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更规避风险，更倾向于采用安全的生产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年龄因素是区分农业生产者的施药剂量、施药频率高低以及是否易中毒群体的重要因素，年龄较大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施用高毒农药，而年龄较小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生物农药、无公害农药。Sule等通过研究土耳其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及其群体特征发现，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影响个人或群体的农药施用行为。Abhilash等在印度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农业生产者教育水平有限，导致其自身对农药的认知水平不高，时常出现过度施用农药的现象。吴林海等通过对江苏省三个典型地区的调查发现，分散农业生产者的施药行为除了受教育年限影响外，是否参加政府培训和农业生产者家庭总收入等因素也显著地影响其在农药施用各阶段的行为。顾俊等、陆彩明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对规范农药施用行为的正面作用并不显著，而农业生产者家庭种植规模与规范农药施用行为呈正相关。黄祖辉等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家庭人口数、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对农业生产者采取安全农药行为影响显著。

　　上述的研究成果可知，农业生产者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农药施用行为。因此，本文选取“知识能力水平”作为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指标之一。农业生产者的知识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代表文化层次；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所以，选择农业生产者自身属性和影响知识获取的要素来表达知识水平，具体指标为：农业生产者年龄；农业生产者受教育程度；农业生产者身体健康状况；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

　　2.3经济条件因素

　　相关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根据自身条件和经济条件进行农药施用的指标选择，尤其是农业生产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是否采用农药新技术有一定的影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研究表明，由于化学农药成本的低廉性和广谱杀虫性，其在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而高毒农药的施用占相当大的比例，致使农药中毒事件频发。国内学者孔祥智等研究结论显示，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及施药倾向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农药施用行为，其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者的决策行为。杨晓明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同样会出现相关主体的经济行为博弈。周峰等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部分无公害蔬菜生产者没有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进行生产。Christians等研究发现由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农户收入减少，会直接导致农户农药施用量的削减。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目标的追求程度影响着其农药施用行为的选择。因此，本研究选取“经济条件水平”这一指标以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经济条件水平是指农业生产者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希望得到的主客观条件。为了表达这一变量，文章选择是否在意农药残留所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风险；是否会合理使用农药以免给收益带来风险；是否选择种植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认证的安全农产品。用以上变量来综合反映农业生产者对改变农药施用方式、实现安全生产的主观愿望等。

　　2.4外部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