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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市场环境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Ngowi等认为市场服务状况对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农药商贩对农业生产者的农药品种选择和农药施用量具有较强影响。黄祖辉也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只要安全茶叶的市场前景不明确，多数茶农都不会选择采用无公害及绿色等安全农药。另有研究发现，不仅政府的倾向性政策会影响农业经营者农产品生产结构和农药施用行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也可以起到规范农业生产者施药行为和提高出口效率的双重效果，相关企业及行业协会可以帮助茶农有效减少高毒化学农药施用和采用安全农药施用行为。张云华等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与涉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的关系是影响农业生产者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联系越紧密的农业生产者越倾向于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

　　李光泗等研究发现，虽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在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可以有效抑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量。也有研究认为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对农业生产者的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作用仅得到有限的发挥，其规范性、持续性、针对性以及可应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受市场、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显著。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外部环境条件”这一指标测量外部环境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农业生产者的外部环境条件是农业生产者获得政策支撑、形成协作关系和交换活动等的基础。为了表达这一不可观测变量，文章用以下指标来反映农业生产者所拥有的外部环境条件：获得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是否接受农药施用知识或技能培训；是否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2.5相关研究的简单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层面上探讨了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与国外研究相比，目前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偏重于以理论分析的形式来研究农产品安全风险的相互影响因素，而忽视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和农业生产者内部日益分化的基本国情；而且相关实证研究使用的多是同类产品的加总数据和局部调查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明显不足，虽然现有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文献众多，但系统地将主要影响因素从大量因素中分离出来的文献不多，难以有效反映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各种因素，更难有效识别出关键因素。

　　3、理论基础与方法选择

　　3.1理论基础

　　研究生产者行为选择、行为意愿等问题，最直接的理论始终离不开理性假设理论。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认为“全世界的农业生产者都在和成本、利润打交道，他们时刻计算着个人收益”。国内学者彭文平、胡敏华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农业生产者生产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基于理性假设，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出于利己行为动机的驱动，从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其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的行为决策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U=u(ni=1Σpiwi)=ni=1Σpiu(wi)（1）其中，U表示农业生产者行为决策的期望效用，u表示效用，Pi表示农业生产者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出现的概率，也即代表权重，Wi为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

　　基于理性假设下的农业生产者的行为特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对广大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目标做出有效解释，其中，农业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具体发生受内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综合影响，进而影响所生产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由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嵌入在一个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就其自身而言，未来长期目标的实现很不确定，故农业生产者并不是以一个完整安全生产周期为时间跨度来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选择具有明显的“短视”特点。一般情况下，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都集中于实现现阶段效用的最大化，更多考虑的是与自身设置的内在相对参考点获利或损失情况，而不是最终的财富水平，加之社会关系与生产环境的影响，促使农业生产者采取这种“短视”的农药施用行为决策。

　　3.2方法选择

　　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受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Logit模型对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进行了测量，如周洁红利用标准的Logit模型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赵建欣基于二元Logit模型测量了农业生产者安全农产品生产决策影响因素等，而这类Logit模型的研究分析仅仅适用于对单个潜变量进行测量，而不能对多个潜变量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如果作为决策者的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多个潜变量，则适合用S－logit（StereotypeLogit，以下简称S－logit）模型，在本研究中，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方式的行为决策取决于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及经济条件水平等潜变量。S－logit模型最早由Anderson于1984年提出，是多项选择模型和有序模型的折衷形式，多项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没有排序关系，而在有序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存在排序关系。在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过程中，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对各类排序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型与标准的Logit模型相比较，可以有效克服随机口味变化、IIA特性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不像Probit模型限制于所有效用可观测部分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本研究运用S－logit模型来测量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条件：

　　（1）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行为选择是有感觉和感知的；

　　（2）农业生产者可以自由完整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模型设定如下：如在A、B、C、D四种选择中，农业生产者可能会选择A和B。设共有m种选择，定义ηjk=θkdjΣ准jkXiβj,k=1，2，......，m-1（2）上式用矩阵形式表示为：ηj=θ-准（Xiβ）'（3）其中，准((m-1)×d)是由参数准jk构成的矩阵，B(p×d)是由参数βj构成的矩阵。由于准B'=准MM-1B'，因此，准、B不可识别。为了参数的可识别性必须施加d2个约束。Stata10放入默认约束方法是将准进行分解，并定义M=准1-1，分解后的式子为：准=准1(d×d)准2ΣΣ，准M=Id准2准1-1ΣΣ（4）Id为单位矩阵，将其称作拐角约束。农业生产者行为选择k的概率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Pr(yi=k)=exp(ηk)1+m-1j=1Σexp(ηj)，k<m11+m-1j=1Σexp(ηj)，k=Σm（5）根据识别约束条件，φjk=1，φjk=0（j≠k，k≤d，j≤d）。

　　如果在M－logit模型中待估参数为βk（k＝1，2，．．．．．．m－1），M－logit和S－logit两个模型待估参数间存在如下关系，βk=-dj=1Σ准jkβj。当d=m-1时，两个模型是等价的。

　　S－logit模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log(yi=k)=ajdj=1Σ准jkβjxj（6）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采用以下的技术路线：首先，为满足条件（1），我们将调查对象定义为户籍在行政村中的农业生产者，不包括外来的农业生产者；其次，为保证条件（2）成立，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要求：调查对象为智力正常的农业生产者；采用匿名调查方式，确保调查信息仅用于统计研究；被调查的农业生产者不受其他人的干扰，自主进行判断选择。

　　4、数据来源、特征及其实证结果分析

　　4.1数据来源

　　为客观描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和生产状况，江南大学食品安全研究基地采用分层设计、随机抽样和实地一对一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2013年2~3月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寒假期间进行专门调查，本次调查将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地理位置和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品种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其中主要包括以小麦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河南、以蔬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山东、以水稻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江苏、以油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浙江和以大豆为代表性农作物的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并将这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作为第一阶段抽样地区；在每一个确定的省份中选择4个县（市）作为第二阶段的抽样地区，其中河南省选取了巩义、泌阳、内黄、唐河；山东省选取了郯城、牟平、诸城、淄博；江苏省选取了无锡、溧水、丹阳、淮安；浙江省选取了长兴、常山、东阳、海盐，而黑龙江省选取了甘南、哈尔滨、尚志、绥化等地；在每一个县（市）选择平均收入很高、较高、中、较低、很低5个主要行政村作为第三阶段的抽样地区，整个调查过程共随机发放问卷1000份（山东省190份、河南省200份，江苏省200份，浙江省200份，黑龙江省210份），回收问卷993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得到有效问卷986份，有效回收率为98．6％。由于本研究所调研的是不同种类的农产品，其农药施用方式及时间、频次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消除农作物种类对本研究的影响，确保数据资料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研究所拟定的自变量及因变量没有涉及到有关农产品农药施用的具体指标，并假设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施用的农药具有同质性。

　　4.2数据特征

　　4．2．1知识能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