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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的知识背景、社会财富、个人修养、职业身份、信息表达和传播能力等多种因素，造成了以名人为主的社会精英阶层在微博上拥有与其在现实社会中大致相当的稳定的、强势的话语权力。

　　传播程度：选择传播VS自由传播

　　传统的新闻媒体对信息的传播是基于自身的立场、价值判断而对事实所做选择的报道传播。

　　而微博作为一个新型的社会化媒体交互平台，着重在于它的互动、分享、交流、关注。微博平台的兴起，使得数百年来众多社会学者头脑中的“观点自由市场”理想模型成为现实，人们可以在微博上尽情表达思想，各种观点相互碰撞，这样的传播模式，使得每一个信息的落点以及流动的路径直接可感，受众的信息阅读的深度、信息引发的意见等，也更容易观测，最终使理性的选择战胜非理性的判断。

　　意见领袖：权威意见VS参考意见

　　拉扎斯菲尔德的“二级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其基本假设是：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经由意见领袖使信息放大进而传递给广大受众的。在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整个传播活动的中心，没有意见领袖，可以断言信息的传播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在微博时代，尽管也有意见领袖，但是其重要地位受到很大的削弱，原因在于一是网民学识的普遍提高，对事实、意见的鉴别力大大提升；二是微博为普通用户提供了平等的接触发布信息的机会；三是微博信息传播的复杂特性以及微博用户节点的巨大流动性使得意见领袖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很多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叱咤风云的意见领袖面临微博环境的时候，往往只能成为局部或者某些方面、个别时段的“活跃用户”，因此其意见转而从以往的“领袖”级别降低到“参考”地位。

　　监管层面：事前监管VS事后监管

　　传统的新闻媒体实行同一级别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信息选择把关制度，重要的信息内容尤其是时政内容往往有比较严格的事前审查和把关，确保传递出的信息是传播者愿意传播的内容。

　　微博平台的传播模式中，每一个用户（节点）都是一个传播中心，用户数量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对传播控制难度的增加。而微博用户的庞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微博传播的随时随地特征往往使得试图对微博事前审查的愿望成为泡影，故而微博发布后的第一时间成为对微博审查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机。

　　谣言传播：被动宣传VS自我净化

　　在传统新闻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的有选择传播，常常使得部分信息缺失而导致社会上谣言舆情的滋生和蔓延。而面对谣言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舆论，传统媒体常常立足自己的立场和平台，对谣言现象进行官气十足的训话和宣示，这种被动的宣传，常常使信息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谣言始终像潮水一样不断袭来，一遍又一遍地考验着社会对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而在微博时代，由于微博平台相对自由的互动环境营造了理想化观点的自由市场，各种观点可以自由比较、竞争和传播，微博用户可以在兼听则明的环境下作出对自己有利的理性选择。故而，作为一个平台存在的微博会爆发出惊人的谣言自净化能力，帮助微博用户排除非理性信息行为的干扰，从而实现微博传播环境的健康与和谐。

　　微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流言、谣言滋生的温床，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理性战胜非理性，从而还微博一个去伪存真、辟谣止谣的舆论自净场。发生在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的“抢盐风潮”，曾经一度引发国人的恐慌，但不到半天的工夫，相关谣言就沦为公众嘲笑的对象。

　　2011年“甬温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微博上曾经流传过一张香港游行的照片，有人说这是香港人在为动车死难同胞游行。同样在微博上，很快就有更多人指出，这实际是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的一场游行。

　　以上微博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应该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微博，它既可能比传统媒体更为迅速地传播流言，但也可能成为迅速制止流言传播的最有效渠道，因为在微博这个渠道上呈现出一种“意见多元”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可能使得健康的意见通过观点交锋而战胜非理性的意见，在学理上这是信息载体的“自净化”能力。事实上，意见多元本身就是更为安全的状态，希望只有一种意见存在和流通反而潜存着不安全因素。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美国学者香农曾给“信息”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的东西”。微博针对谣言的“自净化”能力对此定义是个极好的证明。在一个充分的、自由的、有序的观点自由市场里，信息越丰富、传播越充分、互动越频繁，那么理性的判断越容易压倒非理性的选择。

　　结语

　　作为一种高普及性的媒介工具，微博传播既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公共性，又开创了人际交流和新闻传播的新模式，更对突发事件中舆论的生成和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媒体若想在这种新媒介时代也分得一杯羹，恐怕要在微博传播阵地中占领一席之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见领袖与信息发布平台。当然，还要建立自己的传播关系网，这样信息才能够广泛地流动下去。通过对微博传播机制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充分发挥微博信息传播的作用，正确引导舆论和公众行为，另一方面有助于微博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刺激传统媒体创新信息传播形式，借鉴微博平台，寻求新的传播优势，进而实现政府、媒体和公众三方的协调互动，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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