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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采用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主要使用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同时列出两种效应的结果，并使用Hausman检验来判断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在实际的计量过程中，首先估计出不包括制度变量在内的基本模型，然后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加入制度变量。由于Hausman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里主要关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通过比较三个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劳均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一般的增长模型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而且与第二节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非常吻合。人力资本的回归结果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主要靠要素投入来驱动，人力资本积累并没有发挥出显著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遵循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无疑亟待调整。这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m)的估计系数，三个方程的估计结果都为正，相差不大，而且均在5％以上的水平统计显著。注意到所估计的是(1－m)的系数，这说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份额的增加(也就是（1－m)减小)对经济增长率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如前所述，这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而在短期内必须作出的权衡取舍。当用于污染治理的资源增加了，能够用于生产的资源便会减少，生产者的产出也会相应下降，经济增长需要为之前过多的污染付出代价。由于在一定时期内环境污染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轨迹一定程度上重蹈了发达国家的覆辙。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估计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事实上，这也告诉我们，如果考虑环境对消费者的效用，那么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维持可持续发展并不一定是追求最优的经济增长，有时甚至有必要暂缓经济增长的步伐。中国的环境压力正是随着多年的经济增长而逐渐积累起来的，时至今日，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不治理就无法继续发展的地步。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也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维持的难度，并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降低环境治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环境评估、公众参与等方面加以重视，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充分的信息与更良好的舆论环境。当然，在具体实施环境政策的时候，各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到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尽量争取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这在目前环境治理投资渠道单一、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今后需要吸取以前的教训，坚持走“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

　　另外，在逐步加入制度变量后，(1－m)的估计系数在不断的减小。财政支出比重代表的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一个贡献或者参与程度。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方，经济发展越难以有效持续，但是这反映在地方生产总值上却可能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地方干预越严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越不健全，这对当地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如果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干预力量，大搞政绩工程建设，快速经济增长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然而这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利的。方程Ⅱ和方程Ⅲ的估计系数则表明，这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尽管这一结果很不显著，但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中政府主导的作用，只是这一作用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有必要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各级政府应该更加着眼于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逐步释放民间的经济增长力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干预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则与地方政府的作为和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关系。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对环境治理严刑峻法，很多地方政府甚至主张牺牲环境来发展当地的经济，这一情形可能也反映在了(1－m)的估计系数的变化上。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在考虑了政府干预的之后变小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干预除了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还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在方程Ⅲ中，国有企业职工比重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作用，而且(1－m)的估计系数较方程Ⅱ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国有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环境污染治理的阻力越大，因而在考虑了国有化程度的影响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得到了更加合理的体现。

　　五、结论

　　以上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在保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实际效果。理论分析表明，仅靠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有像人力资本这样的清洁生产要素的存在，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这事实上提醒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采用日益清洁的生产技术，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为环保型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在已有环境污染的压力下，必须对环境问题加以足够重视，并且要求在均衡经济增长的路径上，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也要不断加强。中国所走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类似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目前中国还远未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均衡路径。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的转变，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环境污染在很多地方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加剧。而且，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不够，环境保护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偿还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巨大代价。

　　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提供了一些发现。不断增加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份额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代价。未来仍然需要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争取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计量结果还表明，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给环境污染治理形成了不小的阻力，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转变开始，这需要在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中加大社会环境方面指标的考核力度，赋予相关指标更多的权重，改变地方政府的施政惯性和执政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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