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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首先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权威的视角重新阐释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业绩间的关联性，将其更多地视为官员选拨合法性的体现。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地级市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官员在任期内的相对经济增速与其晋升显著正相关，而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被视为当期官员的“标杆”。同时，具有高校或高管背景、拥有交流经历、政治生涯表现更好的官员晋升概率更大，但它们不会弱化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此外，我们通过对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发现，具有经济效率（ＴＦＰ）提升的经济增长与晋升的关系更强。

　　关键词：地方官员晋升，经济增长，经济效率

　　一、引言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引起了全球瞩目。但这种长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到底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与人口资源国情所独有的，还是可模仿和复制———即是否存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并足以写入发展经济学教科书，让世界各国众多研究者及国际组织为之着迷并激烈争论（林毅夫等，１９９４；王永钦等，２００７；张五常，２００８；Ｈｅｌｐｅｒ，２０１０；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ａｎｄ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２）。为此，已经有大量国内外经济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内在机制、动力来源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参见Ｘｕ（２０１１）的文献综述）。而鉴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具有十分鲜明特色的“企业化政府”作用（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从较早开始，剖析“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的一个焦点就落在了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上。

　　早期这方面文献往往借用西方国家盛行的“财政联邦主义”（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来强调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税收分权”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Ｏｉ，１９９２；Ｑｉａｎａｎｄ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但正如Ｘｕ（２０１１）指出，中国不存在地方选举制度，同时居民自由迁移受限，地方政府不对“下”负责，而更多的是对“上”负责，因而财政分权理论对解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能力有限。

　　后期文献开始把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区分开来，强调地方政府不是抽象存在，其行为模式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驱动，所以要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必须从理解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动力机制入手（Ｌｉａｎｄ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８９）。这其中有一派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充分利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考核任免制度背景，基于“标尺竞争”原理而设计的“晋升竞标赛”机制———官员执政期内经济工作业绩越好、晋升概率越大或者说个人政治职业回报越多，成为有效激励地方主政官员发展经济的巨大内在动力（Ｂｏ，１９９６；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李克实（１９８８）指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邓小平引领的干部管理体制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指导方针，已经逐步形成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干部政绩观，来代替之前的基于对党忠诚度的干部选拔制度。在最早由Ｂｏ（１９９６）提出的“政绩－晋升”模型中，指出在省级领导人的升迁中，相对于老一代政治精英而言，经济绩效的导向性作用有了明显加强。在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员都有实施政策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责任与压力，以谋求更大的晋升空间或者避免被降级（Ｙａｎｇ，２００６）。Ｂｏ（１９９６）、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０７）、王贤彬等（２０１１）、杜兴强等（２０１２）相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任期内经济表现越好的地方官员确实将获得越大的晋升机会。

　　这一系列研究一时使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及其验证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一个“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增长研究文献，如张军（２００５）和王永钦等（２００７）开始从经济分权与政治考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结构。

　　如果“晋升锦标赛”模型能够得到确认，不仅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对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也将有重大突破意义。西方经济学主流第３期罗党论等：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１１４７认为，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效果（诺斯，１９９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但自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１９７５）关注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政府官员个人对经济的作用（Ｒｏｇｏｆｆ，１９９０；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５），进而产生对政府官员行为形成机制的研究兴趣（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ａｎｄＬｉｍｏｎｇｉ，１９９３；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２）。但现有文献大多在民主选举制度的背景框架下研究政府官员的约束与驱动力问题。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民主制度下地方选民“用手投票”和联邦财政分权制度下居民“用脚投票”两个机制的存在，是约束地方政府更主动采取“有利生产的政策”而非“劫掠破坏性政策”的关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０５）。而如果中国模式能证明，即使没有地方选民投票机制和充分的自由迁移，只需在干部选拔奖惩机制上有精妙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行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那样严厉的绩效考核，就可以“驯服”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使他们争相将发展地方经济为第一要务作为工作理念，实现官员个人效用和社会集体福利的协调统一，那么政治学和经济学很多根本性理论观点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写。如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ａｎｄ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提出，俄罗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像中国那样出色，很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羸弱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和引导力，无法对地方官员实施有效的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

　　然而，尽管“晋升锦标赛”假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但且不说“经济绩效至上”是否就意味着官员之间为晋升而开展的ＧＤＰ竞争是良性的和能带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的（王小鲁和樊纲，２０００；王永钦等，２００７），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生态和官员治理中是否真的存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制度本身至今都仍然存在巨大争议。如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Ｂｒｅｈｍ（２００７）所指出，有理由相信，中国省级官员的晋升更多受到“裙带关系”“政治宗派”和“忠诚度”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林挺进（２０１０）认为现有文献的实证结果无法克服我国人事安排制度下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内生性问题———即为了提拔一位官员，上级可能会提前安排其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区。陶然等（２０１０）更提出，如果用他们所谓更严格更准确的数据，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的结论无法复制。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用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１８个省２４１个城市层面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发现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有显著作用。

　　除了实证证据上的众多不一致，“晋升锦标赛”文献至今在理论上也很单薄。现有文献大多从“激励机制”角度来理解中央政府通过晋升来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张军，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但缺乏从理论机制上更深层次解释清楚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以“以经济绩效为核心”来激励地方官员（或部下）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更具根本性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在“晋升锦标赛”模型中，晋升到底是褒奖，还是选拔？如果看作褒奖，那么中央和地方政府是一次性博弈，中央很难规避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应该是中国政府会极力避免的问题。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在原来激励机制理论的基础上，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权威的角度对“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考察选拔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性补充。我们认为，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联不仅是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一种选拔机制和信号显示机制。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将经济绩效作为政治精英的“标签”能够降低官员提拔过程中的上级、被提拔官员与公众、官僚系统中其他官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维持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并且由于经济绩效的可见性，这种制度安排可行性较高，实施成本较低。

　　其次，我们将实证研究扩展到地市级层面，产生更加丰富的结果。现有文献在研究地方官员晋升时，基本以省级官员为主。但有理由相信，处于政府结构中越高层的职位，其政治色彩越浓厚，其晋升更容易受政治忠诚度、政治经验乃至“政治宗派”的影响（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Ｂｒｅｈｍ，２００７）。加上职位稀缺性、法定退休年龄限制等问题，省级官员的任期后政治生涯轨迹受到太多因素干扰。这样，在省级领导人层面去检验经济业绩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关系，无论正面证据还是反面证据，都无法得到对“晋升锦标赛”假说的有效结论。

　　相反，越是基层官员，越是承担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Ｗａｌｄｅｒ，１９９５；Ｙａｎｇ，２００６）。如张五常（２００８）就直接把县级之间的激烈竞争归结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就我们所知，ＬｉａｎｄＢａｃｈｍａｎ（１９８９）、林挺进（２００６）、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是仅有的以城市层面官员晋升机制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然而我们的文章研究了我国３３５个城市１１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地方官员，相对前者具有更多、更全面和更新的数据，研究角度也更加丰富，所得出的结论也与之前文献有所不同。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发现经济业绩对官员晋升作用显著，却与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业绩对晋升无显著贡献的结果非冲突，甚至是互补的。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核心贡献是，利用官员调动经历与城市的匹配来区分官员基于自身能力、关系资源等禀赋的个人效应和城市效应，并基于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地市级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官员个人效应对市长的晋升概率显著而其经济业绩不显著，同时发现个人效应的重要性随年龄而增长。

　　对官员个人效应的引入有力推动了晋升机制文献的发展。本文则在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官员的背景与交流经历对晋升概率的影响，并且将这些考察与我们所提出的“选拔机制”假说结合起来。因为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结果是控制官员个人不可观察效应之后的，而我们限于数据和分析技术没有能完全控制个人效应。但我们的假说本来就是当官员的个人能第３期罗党论等：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力无法被同僚和公众识别的时候，需要通过突出业绩来发出个体能力的显示信号，而个人能力可被外部有效识别的时候就无须太多业绩来增强被提拔的认可度。所以我们的研究深化了文献对经济业绩在中国地方官员仕途中作用的理解。

　　最后也是本文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我们的研究区分了不同类型经济增长（数量型ｖｓ．质量型）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此外，我们通过分解经济增长率，首次研究上级对地方官员经济增长模式的考核机制。这有助于理解中央政府是否已经意识到并正面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机会主义等激励扭曲问题，并是否真切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丰富了官员晋升选拔理论体系。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政治权威性角度对中国为何在提拔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时要以经济业绩为中心进行理论阐述，并提出一系列可验证假说，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是主要实证发现及扩展性稳健检验，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发现和提出政策含义。

　　二、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政权权威性视角的解读根据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上级将晋升作为对优秀经济绩效的褒奖，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随其所在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Ｂｏ，１９９６；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０７；王贤彬等，２０１１；杜兴强等，２０１２）。这一派理论认为，“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张军，２００５）。然而，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其褒奖是否公平（Ｍａｓｋ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很容易想到，地方经济的增长并非单纯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同时受到地方本身经济增长潜力的制约（徐现祥等，２００７）。为了验证这个观点，我们按照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１１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大小将所有地市级城市平均分为五组，分别统计了在不同组别城市任职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以及城市特征。结果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城市，官员的晋升概率确实较高。显示ＧＤＰ增长率前２０％的城市市委书记晋升概率（８２％）比后２０％的城市市委书记晋升概率（６７％）高了１５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城市普遍为资源禀赋高、人口和人口密度较低、产业结构相对落后的地区。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推进了干部异地交流制度（徐现祥等，２００７），那么很容易猜想，那些在上级政府拥有更强网络关系的官员完全有可能被派到更容易表现政绩（林挺进，２０１０），或者具有更多财政资源和特殊政策支持的地区，为其做出相应政绩创造条件（陶然等，２０１０）。确有研究显示，外地交流来的干部更容易出政绩（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如果在激励机制框架下将晋升单纯在激励机制框架下理解为对官员努力的褒奖，那么大规模异地交流的人事安排制度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可以想见，频繁的官员异地交流，削弱了个人努力与经济业绩的关联度，至少会带来激励机制有效性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