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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若将经济业绩与晋升的绑定仅仅看作是委托代理模式下的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带来的重复建设、短期内大上快上“短平快”项目、机会主义等激励扭曲行为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和提防。如研究显示，“晋升锦标赛”是各地政府偏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原因（张军等，２００７）。而Ｇｕｏ（２００９）也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有意操纵财政性支出以达到提高晋升概率的目标。

　　因此，本文尝试从另外一个视角———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角度，来重新阐述实证中所发现的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

　　根据文献归纳，中国政府对干部的考察选拔重视五个方面：德、能、勤、绩、廉（李克实，１９８８；陶然等，２０１０）。但这五个方面的考核指标多为定性指标，具体的相对比重和量化计算体系也从未公布。现有文献认为官员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包括政治关系网络、历练经历、个人相对能力等，可以统称为“能力”。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官员的政治关系网络（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Ｂｒｅｈｍ，２００７）、历练经历（林挺进，２０１０）和个人相对能力（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都会对其仕途晋升带来影响。

　　显然，官员的“能力”包括多个维度的可量化与不可量化指标。官员部分关键能力的不可观测性，加上官员较为隐蔽的政治交往和社会活动，导致了上级、被提拔的官员与社会公众和官僚系统中其他官员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某种有效措施来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从而对社会公众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对官员维护统治者的政权权威，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则是采取可量化且令人信服的指标来为被提拔官员贴上“精英”的标签。如有文献指出，官员精英化是威权政治统治的重要一环。

　　经济建设的领导能力自然是政治精英最令人信服的指标之一。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经济增长、人们收入的提高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邓小平，１９９４）。鉴于中国特殊的非民选政治制度，自改革开放开始，发展经济就被政权确立为优先解决的公共问题，并成为提高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首要方式（杨雪冬，２００８），这种合法性是指服从政府权威的人对权威的认同（ＷｉｔｔａｎｄＲｅｄｄｉｎｇ，２０１３）。对于公众而言，普通人并无法理解庞大的政治体系，对合法性是一种缺乏理性认知基础的信仰，政府只有通过不断获得公民的政治信任才能巩固执政基础，获得更高的合法性（Ｙａｎｇ，２００６）。这种政治信任来源于政府带来积极成果的信念（Ｓｈｉ，２００１），以及对政治精英和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宋少鹏和麻宝斌，２００８）。通过经济建设能力的“标签”来塑造拟晋升官员的政治“精英”形象，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

　　对于官僚系统内其他官员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强调“政治第一”，阻碍了官员的能力与职位的配比，这种能力层序均衡导致行政组织人事任用的论资排辈现象，即采用“资历”作为评价的标准（李克实，１９８８）。但无论是基于上级储备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官员的政治关系网作用、腐败等哪种因素而提拔官员时，论资排辈的规则都不可避免会被打乱，而上级需要通过令人信服的指标来证明其打乱规则的合理性，从而维持官员系统的内部和谐、稳定。

　　而中国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领导理念下，经济增速成为上级证明其选择合理性的最有效指标之一，并强化了自身以及被提拔官员的政权权威。

　　基于上述分析，通过将ＧＤＰ增长率作为晋升考核的一个手段，能够有效减缓官员晋升考核的不对称问题，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

　　在政权合法性与权威性的视角下，任期内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更高的现象可以重新解释为：（１）工作期间对管辖区域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显示官员的个人能力突出，上级基于储备现代化高素质领导人才的需求选择提拔该官员；（２）被重点培养的官员，上级会将其安排至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城市，利于其在任期内完成较高的经济绩效，并提高未来进一步提拔时的合理性和被认可度；（３）具有较强政治关系的官员，一方面被安排到发展潜力更大或优惠财税政策和特殊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的城市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此类官员具有较高的晋升把握，其为了巩固未来被提拔的合法性，即使没有制度约束或者刻意激励机制，也有更大的动力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本文这个视角的解读也意味着，一方面，个人能力、忠诚度、政治关联等资源禀赋对官员仕途的作用，必须要通过落实在经济业绩来表现，也即这些看不见的因素都必须披上“合法性”外衣才能得到实现。这其实已经说明干部晋升机制中经济业绩的重要性了。另一方面，个人能力和政治关系（本文分别通过学历、个人背景、职业生涯、交流经历等变量给予控制）的不同，虽然不改变经济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显著作用，但会改变这种作用的大小———不同资源禀赋的官员借业绩而晋升的过程中对于经济业绩的依赖度不同。因此，尽管以经济增长业绩为主来落实地方官员的晋升选拔会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个机制始终还是存在相应合理性以及合适的操作性。同时，我们的理论暗示，对于理解中国地方官员晋升而言，经济业绩和晋升的统计关联性本身就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因果机制反而相对不是那么重要。

　　在以上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１、任期内经济增长业绩的绝对值不一定能对官员晋升概率产生显著作用。只有当官员经济增长业绩确实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揭示官员真实能力时，才能让老百姓信服，才能产生增强政权权威性效果。

　　２、任期内经济增长业绩对官员晋升概率的作用，存在两个“标杆尺度”效应。一个是以省内其他城市的业绩为参考标尺，另一个是以上届政府官员业绩为参考标尺。

　　３、如果官员背景中有较强的能力信号，可以在同等业绩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官员的诸如高校背景、交流经历、历史业绩等可显性反映个人能力的公开信息，可减少信息不对称，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可增强提拔该官员在民众中的说服力。但这些信号机制在不同产业类型地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所产生的作用不同。

　　４、中央政府不仅看重短期业绩，也看重长期业绩。能通过效率增进而带来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提高的地方官员会更容易受到中央政府的青睐和赏识。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样本区间及数据来源

　　我们通过地方年鉴、网络搜索等各种途径，完成了全国３３５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连续１１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的地方官员数据的收集工作。我们收集了这些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如下指标：上任时间、任期、年龄、学历、来源、去向等。城市层面的经济变量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城市年度数据库。需要说明，全国共有６５５个城市，但县级市数据不具可收集性，因此本文没有进行考虑。

　　（二）模型选择及变量刻画

　　在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中，我们旨在研究官员人事任免情况与其任期内经济贡献程度的关系。遵循徐现祥等（２０１１）的做法，我们假设对于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评分分值为ｙ＊ｉ，而这一评价是基于对官员任期内的一系列因素ｘｉ的考核。假设ｙ＊ｉ是ｘｉ的线性函数，即：ｙ＊ｉ＝ｘｉ＋εｉ，其中：εｉ是独立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但在现实中，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中央或者省级对市级官员的评分分值，只能观察到市级官员每年的人事变动情况。我们简单地将任免分为两类，１代表晋升，０代表留任、平调或者降职，即未晋升，利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那么，何谓晋升？

　　１．晋升刻画

　　我国的城市分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副地级市以及县级市。从我国的官员行政级别来看，直辖市正职干部相当于正省级干部，而副省级市正职干部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地级市正职干部相当于正厅级干部。本文将从城市官员层面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进行实证重估。出于节省篇幅的目的，也为了使结果与之前文献更有比对价值，我们主要选取地市级的市委书记数据进行研究。

　　我们尝试从三个方面，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对升迁进行分类与定义。

　　第一个层面，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在省层面的论述当中，认为省委书记比省长高一层面，从省长到省委书记属于提拔。参照这种做法，我们可以认定由市长升迁至市委书记属于晋升的范畴，市委书记升迁至副省长或省长都可以认为是晋升。第二个层面，我们加入了国家单位这一层面的思考。参考陶然等（２０１０）对省级干部升迁的定义，我们将市委书记与市长调任至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干部定义为升迁，而调任至其他同级国家单位视为平调或者降职。第三个层面，建立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不同城市间的升迁这一变量。这个无须赘言，在本文的目标群体中表现为地市级的市长升迁至副省级的市长，地市级的市委书记升迁至副省级的市长或者市委书记。

　　在下文的实证检验中，我们将以第一个层面的升迁定义为基础，将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升迁定义作为实证结果的敏感度测试。好处有：（１）第一层面的衡量方式是最直接、最直观的升迁方式，该升迁方式最为普遍，占的比例也最大；（２）可以避开不同省区间、不同城市间的禀赋差异对结果造成的影响；（３）以第一层面为核心，其余两种方法进行敏感度测验，既可以使结果更加稳健，又可以得出不同晋升方向对于官员绩效的要求以及官员个人特征的衡量，可以更加完整地了解中国副省级、地市级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晋升机制。

　　２．主要变量描述

　　升迁考核的关键变量是市级地方官员的任期内经济绩效。遵循Ｌｉａｎｄ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１１）的做法，采用ＧＤＰ实际增长率作为经济绩效的一种度量，省内相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引入，主要是考虑，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与当地官员的努力有关之外，还受到当地资源禀赋和所处区域的制约的影响。周黎安（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１１）在基于省级官员数据进行研究时便阐述了控制省区效应与年份效应的重要性。相对前任官员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是指相对前一任官员在任期内经济表现的“增长”。按照经验，上一任官员的第３期罗党论等：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任期内表现往往是下一任官员的榜样或者“标杆”，上任官员在任内若当地经济发展迅猛，则上级以及当地居民对当任官员会有更高的预期，当任官员必须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出更加突出的经济表现才可能获得更高的政绩评分。

　　此外，考虑到ＧＤＰ增长率既取决于官员的个人能力及努力，也取决于地方经济特征以及两者的结合（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同时，官员个人的努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经济数据公布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上级在利用经济增长率对官员进行考核时，会考虑其有限任期内的经济表现是否可以准备反映其能力的问题。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参照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做法，加入了对官员政治生涯整体经济表现的考核。我们测算了样本中市委书记在所有城市任市长或市委书记期间的城市经济表现，即市委书记的政治生涯经济绩效，并将政治生涯经济绩效分为政治生涯平均经济增长率以及政治生涯平均相对经济增速（所在城市ＧＤＰ增速－所在省区ＧＤＰ增速）。当然，限于数据和分析技术，我们的方法没有像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那样完美地控制住了个人效应，但在本文分析框架中，对个人效应部分的控制已经足够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