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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上加入了官员交流变量，无论是地区间的交流ＤＵＭＭＹ变量还是党政机关交流ＤＵＭＭＹ变量均显著为正，说明中央对官员的布局并非随意设定。一方面可能由于官员的交流的确能对官员输入地带来较强的正面经济效应（张军等，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０７），另一方面可能是被交流的官员本身具备较强的政治关系网络或为重点培养人才，其晋升概率较高。我们在第（５）、（６）列分别加入了官员交流与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地区间交流交叉项符号为正，而党政机关交流交叉项符号为负，两者均未在统计上显示出显著性。对于被指定进行交流的官员，他们更高的晋升机会究竟是得益于其对输入地的经济贡献，还是其自身领导才能、政治关系网络对其的影响更大，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但从上述结果来看，相对经济绩效对于官员来讲总是重要的，官员的交流符合《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进一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思想，并有利于交流官员的晋升。

　　这里再次强调，虽然我们发现经济业绩对官员晋升作用显著，而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发现则相反，但因为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结果是相对理想地控制官员个人不可观察效应之后的，而我们的结果是在没有能完全控制个人效应情况下取得的，这种结果的反差正符合我们的理论逻辑和所提出的假说：当官员的个人能力无法有效被同僚和公众识别的时候，需要通过突出业绩来获得提拔合法性，当个人能力可被外部有效识别的时候就无须依赖太多业绩。所以我们的研究在姚洋和张牧扬（２０１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了文献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解。

　　五、进一步分析

　　（一）经济增长模式与官员晋升

　　前文验证了经济增速在晋升考核中的重要作用，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出奇。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为例，通过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但这种依靠大规模投入来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若片面关注经济增长则容易引发官员的短视行为，而关注经济增长与增长的效率则能够引导官员进行良性竞争，对于区域的长期持续增长是有利的。那么，在上级设计晋升考核体制时，是否会有意采取某种激励方式来鼓励地方官员良性发展地方经济？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本文将经济增长率进行进一步分解，把其分为全要素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增长率，并检验它们与官员晋升间的关系，ｙ＊ｉ＝β０＋β１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Ｙｅａｒ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εｉ，（２）其中：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表示经济增长形式，包括全要素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增长率。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任期、年龄、学历、区域，模型控制了年份效应与省份效应。

　　全要素增长率是指各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以及规模经济、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通常作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对各城市１１年的全要素增长率核算采用索罗残差（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的方法，其中对资本存量的核算是以１９９９年固定资产存量为基期，采用永续存盘法进行计算。本文用官员任期内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指标，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短期行为的指标，而用社会消费增长率作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指标。

　　分解经济增长率与市委书记晋升的关系。从结果来看，市委书记任期内的平均全要素增长率与未来的晋升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社会消费增速则未对市委书记的晋升产生显著影响。这个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了上级部门并非只看重ＧＤＰ经济增长率，有效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利于地方官员未来的晋升。任期内ＴＦＰ增长率较高的官员，其任期内辖区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高，且经济发展的过程更有利于提高在公众中的信服度和支持率，巩固其政权的信服度和合法性。

　　（二）区域间差异

　　官员在地区间、党政机关间的交流是有助于其仕途发展的，具有地区间或与党政机关交流经历的市委书记晋升概率更大。但无论是加入官员背景ＤＵＭＭＹ变量还是加入交叉项，相对经济绩效与晋升的相关关系和相关程度均未受到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考核官员的背景和交流经验是否能够显著弱化经济绩效在其晋升中的作用，我们分别将中国按照资源禀赋高低和东、中、西部分组进行回归。如果上述作用存在，那么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至少应该在不同区间会存在异质性。

　　１．按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分组

　　自然资源是地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高速增长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内部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对当地经济增长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庆、金昌、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资源富裕的城市是凭借资源开采发展形成的，而温州、东莞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市则依靠技术进步、外资引进、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加速城市发展进程。自然资源丰富型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优势往往降低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的动力，并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影响了官员对于资源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因此，为了深化我们对“晋升锦标赛”机制的理解，有必要将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进行区分，研究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晋升考核机制的差异。

　　本文利用各城市的采矿从业人员占城市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近似替代城市资源禀赋，并对分组结果进行判断，分组结果基本符合我国的资源分布情况。本文将采矿从业人员占比大于中位值的城市归为“资源充裕型”城市，将低于中位值的城市归为“非资源型”城市，并对“晋升锦标赛”进行分组比较分析。

　　报告了按资源禀赋的分组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资源充裕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上级对市委书记的考核仍注重相对绩效，并以上一任的经济绩效作为标杆。同时，具有较高ＴＦＰ的经济绩效与其晋升的关系更为显著。但非资源型与资源型间城市的市委书记的高校背景和国企高管背景对晋升结果则有所不同。在非资源型地区，具有高校背景的市委书记能够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国企高管背景影响并不显著；而资源型地区恰好相反。在资源型地区，经济的增长相对而言更加依赖大中规模国有企业的生产，尤其是采矿、冶炼等需要巨额投入的行业更是如此，因此大中规模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经济贡献基础。加上其长期的生产、管理经验更容易在资源型地区的经济竞争中胜出。而在非资源型地区，如浙江、广东等省份的城市，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招商引资、产业转型等要素，要求官员对于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形势判断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因此，资源充裕型和非资源型地区的官员背景对其晋升概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同时也显示了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２．按东、中、西部分组

　　报告了市委书记的分组结果，在东、中、西部，经济绩效变量以及经济增长形式的符号、显著性与前文保持一致，相对绩效和增长效率均与市委书记晋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官员背景也与按资源禀赋的分组回归结果类似，高校背景的正向作用由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弱化，而高管背景则截然相反。与前文的分析类似，不同区域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对官员的能力需求也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无论是通过资源禀赋高低进行分组，还是按照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分组，各组别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相对平均经济增速、ＴＦＰ增长率与晋升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区域间经济绩效与官员晋升的关系并无显著变化。

　　根据分组结果，官员的背景和交流经历不会降低经济绩效与晋升间的关系。即使我们无法绝对否定官员背景、交流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但仍能够证实经济绩效对于市委书记晋升的重要性，至少在统计上是十分重要的。

　　３．不同晋升概念

　　在第一个层面的升迁定义基础上，我们将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的升迁定义作为实证结果的敏感性分析。表１０分别报告了加上第二层面（Ｙ２）、第三层面（Ｙ３）衡量方法下市委书记的晋升与各经济要素间的关系。整体上各方面的显著性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无异。市委书记任期内的直接经济指标与其晋升概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其相对于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绩效依旧在１％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前任官员的“标杆”作用仍然十分显著，进一步强化了任期内相对经济绩效与市委书记晋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

　　六、结论与讨论

　　我们从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的视角尝试对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的关系重新进行理论阐释。我们重点提出，通过利用更为出色的ＧＤＰ增长率作为政治精英的“标签”———“以ＧＤＰ排名论英雄”，能有效降低上级提拔官员时对公众、官僚系统其他官员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维持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与政权权威。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更加接近经济基层、承担更多经济发展责任、处于权力金字塔较底端同时年龄更小的地市级官员数据对官员“晋升锦标赛”假说进行测试。

　　通过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３３５个城市官员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验证了市委书记在任期内的相对经济增长率，而非绝对经济增长指标与晋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省内其他城市和前任官员的经济绩效作为当任官员的“标杆”而对当任官员的经济表现与晋升机会造成影响。此外，我们还考核了官员政治生涯内整体经济绩效与晋升的关系，结论依旧支撑相对经济绩效而非绝对经济指标与市委书记的晋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市委书记当任期间的经济表现更为重要。我们还同时检验了经济要素之外可能影响晋升的因素。研究表明，官员的背景也会对其晋升带来影响，具有高校背景、高管背景、具有交流经历的市委书记其晋升概率更大，这可能与此类官员本身的能力以及中央对人才储备、加强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与党政机关的交流有关。但在我们的分组别研究中还发现，在非资源型地区，具有高校背景的市委书记能够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国企高管背景影响则并不显著；而在资源充裕型地区国企高管背景的市委书记则晋升概率更大，而高校背景并不显著。同时我们还发现，高校背景对官员的正面作用由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弱化，而高管背景则截然相反。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城市主政官员晋升概率也存在很强的关系。我们发现，如果官员带来的经济增长业绩与生产效率（通过ＴＦＰ衡量）提高相伴，则十分有利于晋升。但如果仅仅是投资拉动型增长，则对晋升帮助不大。这说明中央政府在考察官员业绩时候十分谨慎和细心，不仅看重短期，更重视长远，这个发现为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表明“晋升锦标赛”可能并不像一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带来经济发展的扭曲，其一些可能的负面效应已经被中央政府小心地抑制了。当然，这个主题超越了本文主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认“晋升锦标赛”机制确实更多发挥积极作用，负面作用不是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