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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参照陶然等（２０１０）的做法，将任期、年龄、是否大学以上学历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任期、年龄、学历等无须多言。此外，为了研究区域差别的影响，我们加入了“所属区域”两个控制变量。在林挺进（２００６）对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一文中，则指出了官员在地级市的党龄和任职地区经济情况与升迁正相关。由此，我们有必要引入相关政治和区域变量研究其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的城市经历了复杂的改革历程，有些城市是从区改制为市，所以给资料搜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部分城市某些统计年间无法找到对应的数据。我们选取每个官员任期末年的数据，形成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分析。

　　在我们选取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间的市委书记数据中，有８２４例发生了变动，其中，７１％的官员均不同程度地升迁，２９％降职或者平调。在升迁的案例中，８５％的官员升迁至省委省政府，属于我们对升迁的第一层面的刻画。

　　在删除了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地方各级党代会引起的“换届效应”数据后，升迁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升迁的官员中仍有８４％升迁至省委省政府。从各年度的情况来看，第一层面的升迁占绝大多数，第三层面城市间的升迁次之，而第二层面升迁至国家和省单位的情形最少。

　　从总体的描述来看，市委书记的任期只有３．７年，均没做满５年，这说明地方官员的变动还是相当频繁的。市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仅为５２．４岁，小于中央规定的５５岁法定退休年龄。教育背景方面，市委书记的学历均值较高，这一方面与委任时的考核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官员在职时接受的培训相关。

　　（二）经济绩效与官员晋升关系初探

　　１．经济增长速度与市委书记晋升

　　根据我们的研究思路，我们将首先研究官员经济绩效与晋升间的关系，如模型所示：ｙ＊ｉ＝β０＋β１ｇｒｏｗｔｈｉ＋β２Ｌｇｒｏｗｔｈ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Ｙｅａｒ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εｉ，其中：ｇｒｏｗｔｈ表示经济绩效，经济绩效分别用当年经济增长率、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任期内相对平均经济增长率表示。Ｌｇｒｏｗｔｈ表示前任官员任期内平均经济增长率。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任期、年龄、学历、是否党校毕业、区域，模型控制了年份效应与省份效应。

　　报告了对市委书记进行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省内相对平均增长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周黎安（２００７）得出的相对经济绩效与晋升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果一致。这种相对位次既以省内其他城市市委书记为参照物，也参照前任官员的政绩表现，我们简称为“标杆”。我们在进一步验证了相对前任平均增长率（Ａ—Ｂ）的结果。上一任官员在当任官员的绩效评分中扮演着“标杆”作用，作为下一任官员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及当地居民对下一任官员任期内表现的预期，当任官员相对于前任官员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则晋升概率越大。因而，上一级政府在对官员进行评分时，一方面强调控制禀赋差异的经济增长率基础上的省内相对位次，另一方面着重以前任官员的经济表现作为“标杆”，以此作为衡量当任官员是否对当地经济做出显著贡献的依据，形成绩效评分。

　　报告了官员政治生涯的回归结果，官员在政治生涯内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其晋升并未显示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其在政治生涯内的相对经济增速、相对位次则与其晋升在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市委书记的相对绩效而非绝对绩效的重要性。上级可能会综合官员政治生涯的所有表现来对官员进行评价，任期内的整体相对绩效的官员被视为具备较稳定和突出的经济管理能力而获得更高的提拔机会。综合（１）—（５）的结果，我们发现市委书记的相对绩效更为关键，且其任期内而非政治生涯内的经济表现与其晋升的相关性更强。而在其他变量方面，官员的任期与晋升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在官员交流和变动频繁的政治体制下，任满任期反而是仕途的不利信号，提前终止任期的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往往更大。

　　２．经济增长业绩对晋升考核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前文验证了经济增长业绩与市官员晋升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现在文献中最主要的质疑是，经济增长业绩是否为晋升考核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是否存在其他相对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指标与官员的晋升密切相关？

　　我们将市委书记按照晋升来源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在样本统计年限内，两次党代会召开前夕（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６年）的地方官员换届年度中任职的市委书记，包括从市长晋升或者从市委书记平调或晋升；第二组是非晋升年度中任职的市委书记，即除去第一组之后的其他市委书记。通过对两组样本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连续观测并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换届年度与非换届年度任职官员单因素分析横轴表示市委书记晋升的速率（１／晋升时在任年数），纵轴表示官员的晋升概率。结果显示，从换届年度中被选拔而来的市委书记未来晋升的概率更大，且从就职到获得晋升所需的时间更少。由于各级党代会前夕的地方官员环境具有较强的党政性质，被提拔对象可以被粗略视为个人能力、党政背景、政治忠诚度、政治关系网络更符合新一届领导班子偏好的官员。这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并非上级对下级考核的唯一因素，官员的背景、关系等也可能影响其仕途发展。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并非晋升考核的唯一因素。因此，本文在验证经济增长与晋升关系的基础上，分别在模型（１）和模型（２）中加入了对于官员个人背景与官员交流经历的考核。

　　参照传统做法，我们将官员背景分为“官”“学”“产”三个方面，“官”指的是由基层任职的普通官员，“学”代表由高校出身的官员，我们将具有高校任职和教授背景的官员认定为“专业型”官员。“专业型”官员最突出的特征为理论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前者有助于其准确把握经济及政治发展形势，后者则强化了其适应官场管理与竞争的能力。“产”代表由企业出身的官员，从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中遴选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在我国由来已久（张尔升，２０１０２４），而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也明确规定将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我们倾向于把从企业中提拔而来的干部统一称为“管理型”官员。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管理技能以及发展经济的业务能力。在我们的统计样本中，具有高校背景的“专业型”市委书记有１０６人次，占总人数的１２．８６％；具有国企高管背景的“管理型”市委书记为１０７人次，占总人数的１２．９９％。具有高校背景的市委书记的晋升概率为７９．２４％，而具有高管背景的市委书记晋升概率为７３．８３％，普通官员的晋升概率仅为６９．２４％。我们对“高校背景”和“高管背景”分别用ＤＵＭＭＹ变量的形式表示，“是”赋值１，“否”赋值０。

　　另外，我们加入了对官员城市间交流经历的考察。干部交流是我国从封建时代就长期推行的一项政府官员管理制度，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更是加大了干部交流制度化的步伐（徐现祥等，２００７）。干部交流的范围和形式主要包括干部在地区间的交流、党政机关与地方干部的交流、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交流三种形式。市委书记的交流主要涉及地区间的交流、与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省级党政机关的交流两种。本文将第一种交流方式定义为地区间交流，第二种方式定义为党政机关交流。在我们统计的样本内，具有地区间交流经历的官员占比４．３７％，而具有党政机关交流经历的官员占比４５．１９％。我们将两种交流方式分别以ＤＵＭＭＹ的形式呈现，具有交流经验的市委书记赋值为１，不具有交流经验的市委书记赋值０。

　　报告了在经济增速基础上添加官员背景ＤＵＭＭＹ变量的回归结果。官员任期内的相对平均增长率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前任官员的任期内经济增长率则保持１％统计水平上的负相关关系。在官员背景方面，具有高校任职、教授背景的“专业型”官员晋升概率均要大于普通官员。

　　相对于普通官员而言，“专业型”官员最突出的特征为理论基础扎实、学习能力强。事实上，普通官员由于具备较为丰富的经验，解决具体问题诸如维稳、拆迁等的能力十分突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与先进的观念，在提高经济运转效率、加速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不及“专业型”官员，因此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下风。而从企业中提拔而来的“管理型”官员则由于其丰富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践经验，能够更加高效地引导当地进行资源配置，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同时由国企提拔而来的官员在进入官场前便已储备了大量的企业关系，长期的企业工作经验使他们与企业的合作更容易取得成功，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无论是“专业型”或是“管理型”官员，在我国强调经济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干部队伍建设中都更容易受到青睐。第第３期罗党论等：经济增长业绩与地方官员晋升的关联性再审视分别加入了官员背景与相对平均增长率的交叉项，两者的符号均为负，但未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关系。即使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强调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的指导方针下，由高校或国有企业被选拔而来的官员一般为上级青睐的领导人才，这部分官员可能本身便被作为重点培养干部进行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绩效的作用，但其效果并不显著，经济绩效与其晋升的关系仍是十分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