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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8年中国由长期的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以来，对抗消费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中国的实践表明：单纯依靠扩大需求、刺激消费的一般治理思路并非卓有成效。为此，中国消费不足治理理念需实现根本转变，确立适当治理目标及科学治理思路。
　　由统一治理向分类治理转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劳动者的绝对贫困，收入水平绝对低下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凯恩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非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低下所致，相反由其收入增长引致消费倾向降低所致。这两种经济危机或消费不足的经典理论均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并得到验证，只能解释中国消费不足的部分成因。
　　中国消费不足产生的背景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很大不同。其一，中国消费不足发生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历史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居民消费水平整体低下、消费满足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二，中国居民的消费理念深受“黜奢崇俭”传统消费观的影响以及长期的短缺经济造成的消费限制，节俭消费观念浓重，消费预期普遍较低，因而导致储蓄倾向偏高，这一特点决定一定时期或一定幅度的收入调整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有限，至少中国的收入与消费的关联关系与发达国家并非完全一致。其三，由于当前中国市场环境以及经济社会体制的制约，中国居民的部分正当需求难以获得有保障性的满足，这反映到市场上的消费不旺便是一种虚假信息；中国消费不足根本是生产问题，但并非全面供给过剩问题，而是结构性过剩问题（廖春，2001），即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主导了当前中国的消费不足。其四，当前中国消费不足并非单纯国内市场供求失衡问题，而是深受国际市场影响，尤其2008年以来国内消费不足的突然加剧恰恰是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冲击的结果。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消费不足有多种成因解释，如：消费观念落后；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城乡分割，农村消费市场缺乏有效开发；市场竞争秩序混乱，陷于低效或无效竞争；市场环境不完善，消费者利益难以保障；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体系不健全；偏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治理措施缺乏协调，相互抵消合力，等等。针对当前我国消费不足的不同成因，如何科学施治？实践中有三种思路可供选择：一是一因一策，即针对某一具体成因采取相应对策。这种思路的优点是对策的针对性与时效性较强，但缺点是政策设计仅局限于单一问题，视野较窄，容易导致不同政策之间的摩擦，降低整体合力。二是多因一策，即忽略消费不足具体成因的不同，采取统一的治理措施。这种思路虽可避免政策摩擦、相互抵消效力的问题，但却不能做到对症施治，难以保障治理成效。三是分类举策，整合前两种思路，趋利避害，将成因相似或性质相近的消费不足归类，在相对较大范围内考虑政策的配套与协调，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治理措施。目前我国消费不足大致具有四种基本类型，可据此进行分类治理：治理消费抑致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规范市场秩序、提高政策效力；治理购买力低下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治理消费倾向降低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治理国际市场萎缩形成的消费不足，关键在于调整生产结构（谭顺、程东杰，2011）。
　　由彻底治理向适度治理转变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追求消费不足的彻底治理，期望根本扭转消费落后生产、制约生产的经济困局。然而，从发达国家治理消费不足的经验与教训看，追求消费不足的彻底治理往往会导致消费主义思潮的滋生与泛滥，从而使经济失衡由过度生产转向过度消费，虽然解决了消费不足问题，但却带来了消费过度问题，加剧经济增长面临“中断”或“崩溃”的风险。当前发达国家普遍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之所以尚能维持，主要由于发达国家控制国际贸易秩序，依靠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原材料及生活消费品，保障国内居民的高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将高消费的代价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未来一旦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资源与环境压力，失去向发达国家输出廉价商品的能力，发达国家依赖进口维持的供需平衡局面将被打破。可见，彻底治理消费不足，走消费主义之路危害尤甚，风险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