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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庆旺、吕冰洋（2004）指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显著影响地区间收入水平，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而抑制中西部。王克群、汪华祎（2010）指出税收能够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他们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有效调控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二）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的研究将社会冲突和犯罪率等变量作为表现社会安定状况的指标，由此反映出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国际上，Manoucher（1976）、Daly（2001）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引起犯罪发生。Messner等（2002）也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凶杀案件发生率之间的正相关。
　　在中国，王少瑾（2008），胡联合（2005）等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水平与各类犯罪案发生率显著正相关。吕龙菊（2008）则指出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有其存在价值，但需要政府的不断调整。
　　总之，在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的直接关系方面研究不多。只有龚五堂，陈江进等（2010）在一定程度上将税负与社会平等、社会安定联系起来了，但是并未直接解释，那么税负除了影响收入不平等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机制影响社会安定？对此，本文展开了研究。
　　三、实证方法、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估计模型对税负差异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解释和被解释变量包括：
　　（一）社会安定的测度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社会安定。其测度有客观和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包括各种社会冲突、各种犯罪、事故灾害等；主观指标，即社会心理。鉴于影响力和数据获取难度，本文以中国历年侵财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和历年暴力案件发生率（起/10万人）作为测度变量。
　　（二）宏观税负差异
　　首先用地区税收收入占地区GDP的比重求得地区宏观税负，在基于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求得宏观税负差异，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表示第i省税收收入占该省GDP的比值。同时，泰尔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三）控制变量
　　1.城镇登记失业率
　　失业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较为直接，失业率的上升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总体的社会和谐均将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失业率增加会增强对社会或政府的不满情绪，失业者可能会通过某些非法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社会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还亟需检验。
　　2.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可以减缓或抵消税负差异对社会安定的影响，因而在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国家，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安定团结负相关。
　　3.城市化水平
　　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替代变量。城市的人口流动性较大会加剧城市管理和犯罪预防的难度，我国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而社会保证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较低，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社会安定。4.教育水平
　　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综合素质，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案件发生率。于是，我们以各省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综合水平的测度变量，且认为其符号为负。
　　5.人均实际GDP
　　人均实际GDP是一个关键变量，能够显著影响社会安定水平（Kelly，2000；Messner，2002）。人们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能够提高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增强国力，从而提高社会安定程度。因此，我们预期其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
　　6.总人口
　　人口不断增多产生的拥挤效应，使作案者被抓获的可能性降低犯罪范围却在增大。而且，失业人口的无序流动、老龄化、地区间贫富差异以及其他社会矛盾都是问题。人口众多会加剧人们对有限资源的竞争，社会冲突产生从而冲击社会安定，因此，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值为正值。
　　7.离婚率
　　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状况。家庭的不稳定程度直接体现在离婚率的上升上，不仅对儿童成长不利而且单亲家庭也是社会安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我们预期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符号为正。
　　以上数据除了平均受教育年限外，均是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年统计年鉴处获得。
　　四、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94-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式（3）中
　　我们通过F检验和Hauseman检验最终选取了固定效应估计模型，其回归结果大部分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判定系数大体位于60%-80%之间，说明模型估计的优良结果。表1具体的回归结果中：（1）不论是以侵财案件还是以暴力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安定程度，其与宏观税负的三个指标均表现出了明显的正相关。以侵财案件为例，核心解释变量（政府收入差异、财政收入差异和税收收入差异）每变动1个单位，将导致侵财案件分别上升0.1231、0.1402和0.1821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地区宏观税负差异的扩大将通过扩大收入不平等、机会不平等等方式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地实现；（2）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失业率、城市化水平、总人口和离婚率与社会安定的关系为正，福利支出和受教育年限对社会安定的关系为负，与理论结果一致，具体机制本文不再具体分析。
　　另外，为了控制模型的内生性，本文以宏观税负差异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为工具变量利用TSLS方法进行进一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判定系数有所下降，Sargan检验说明了工具变量选择的合理性，Hauseman检验使我们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却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五、结论
　　针对日益严重的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问题，现有研究大多不是直接考察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本量化了社会安定，并通过泰尔系数和面板模型估计了地区宏观税负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断扩大的地区宏观税负差异不仅能够通过收入扩大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差异化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等方式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要实现社会公平和安定。首先，要遏制税负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控制各地区各阶层人群收入差距增大问题，同时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大力发展社会政策，从根本上改善社会环境，公平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最后，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以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度，避免社会冲突，从而形成安全、公正、稳定、和谐的安定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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