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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学派认为，相比于增税，举借政府性债务仍不失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最好途径。布坎南认为，举借政府性债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由支出的预期收益和预期生产力的时间模型所决定的。
　　4.政府性债务和税收的比较问题
　　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对政府性债务进行研究的，布坎南则以个体为研究视角，从立宪分析和政府性债务制度两个层面着手来研究政府性债务，认为在为公共财政支出和服务筹集资金方面，政府性债务和税收是两种相反的工具。税收在公共支出发生时就形成了公众的负担，而政府性债务是在其举借发行之后，也即资金支出之后才将费用负担转移给纳税人。布坎南还进一步指出，政府性债务是实施扩张财政支出政策的有效工具，不易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牵制和公众的约束，从而与税收融资相比更容易助长政府规模的膨胀。巴罗在构建代际交叠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跨代利他动机理论，对人们最优化的跨时配置资源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论证。他指出政府性债务只不过是延迟的税收，不会对经济产出、储蓄和消费等实质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性债务理论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并且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逐步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丰富的财政经济实践基础上，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变化、经济运行态势和相关经济理论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反映在债务理论方面，则是他们已经和正在做出相应的调整，对政府性债务理论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创新和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性债务的经济影响问题
　　斯蒂格利茨从政府性债务的用途方面着手分析了其对经济的影响，认为如果举借政府性债务是为了修筑学校或道路、工业项目和研究及开发活动等融资，并不会对未来的产出水平产生影响。他还进一步引进了资本市场要素和开放经济条件，通过贸易恒等式和储蓄-投资恒等式的构建来对政府性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虽然举借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具有挤出效应，如若政府性债务由外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持有，或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国外储蓄流入国内对私人部门进行投资，都会使国内的私人投资水平不至于由于政府性债务的增加而下降，从而政府性债务的增加不仅不一定会对国内的私人投资和储蓄产生挤出效应，也不会对供给水平和能力形成冲击，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萨金特和华莱士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来对政府的财政赤字进行弥补的通货膨胀效应比货币融资更大，对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相对不利的影响。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则认为萨金特和华莱士对政府性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过于单纯和简单。在他们看来，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来对财政赤字进行弥补在较长时间内合理与可行与否，还受到财政赤字的构成、实际利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2.政府性债务与税收的融资效率比较
　　哈维·罗森对效率原则下的税收融资和政府性债务融资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认为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进行融资更符合对资本与劳动形成和运作机制负面影响最小、对社会形成的额外负担小的效率原则，即比通过征税进行融资要更有效率。费尔德斯坦则认为，通过举借政府性债务进行融资会影响资本的形成率，至少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时会对私人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因而从资本供给与分配机制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挤出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性债务相对于税收融资的效率。
　　3.政府性债务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多恩布什和费希尔认为，在面临通货膨胀情况时，宏观经济管理者往往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必然导致政府性债务存量利息支出的增加，进而给财政赤字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进一步指出，实际利率的上升会引起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因此，较高的实际利率引起财政赤字的增加，从而政府性债务量也会增加，这又使政府性债务必须支付的利息增加，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情况。
　　4.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
　　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性债务只会改变政府债券认购者的储蓄方式，而不会对其终生的消费总量产生影响，也就不会给其造成负担。但是，后代人则需要通过增加纳税来支付前代人由于持有政府性债务而形成的利息，从而使他们的消费水平降低，给后代人带来消费减少的负担。哈维·罗森在《公共财政学》一书中通过构建"叠代模型"对政府性债务的负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与斯蒂格利茨相同。他还分析提出了政府"隐形债务"问题，使社会各界对政府的债务政策及相关活动给后代人所带来的负担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政府性债务负担理论。
　　二、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分歧根源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历史演进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既有共性之处，也有分歧和争论。下面主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所处的时代经济背景和赖以存在的基本假设前提两个角度着手对其分歧根源进行比较分析。
　　（一）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背景比较分析
　　不同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学家基于其所处的时代经济背景而提出的，自然地，其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一时期的时代经济背景相符的。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突显出来，也不存在市场失灵等突出问题。并且，这一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的认购者又基本上都是食利阶层和富人，以税收方式偿还政府性债务的本息，其分配结果必然是对富人有利，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加之社会上又不存在健全完善的政府性债务流通市场，政府性债务也只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权宜之计。基于此，经济学家们主张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对政府性债务大体上持否定的态度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资金变得充裕起来，闲置资本逐渐增多。加之1929-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和大萧条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受到有史以来最深刻和最严重的打击，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要求政府通过干预市场解决失灵问题，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总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对应在政府性债务理论层面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政府性债务的态度开始由基本否定转向大体肯定，由认为政府性债务对经济发展有害转向可以有益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凯恩斯学派的发展和完善下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扩张性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政府性债务由此大规模膨胀和扩张。伴随着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性债务扩张论的大行其道，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良表现：政府开支庞大，赤字水平空前，通货膨胀严重而经济增长则非常缓慢甚至停滞。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相继出现"滞胀"情况。政府性债务扩张论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对策，从而再次引发经济学家们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关注和争论。但这一时期的争论整体上不再一味片面地强调政府性债务有益还是有害，而是更加侧重于对政府性债务的利弊影响问题进行客观分析，整体上是既强调政府性债务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功能，又强调要注意政府性债务的使用限度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加大，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但是国际贸易、金融制度等的改革却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也未能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各国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频发。因此，各国政府普遍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来救助破产金融机构，解决金融不良资产，以平抑经济动荡，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也使得政府性债务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理论上，大部分经济学家则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从债务资金的使用、债务规模等方面来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分析，从而使政府性债务领域的理论研究得到不断的创新和进一步的发展。
　　（二）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基本假设比较分析
　　20世纪30年代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性债务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是基于如下基本假设：首先，社会上不存在任何闲置资本或游资，社会生产性资本是政府性债务筹资的主要对象；其次，政府性债务所筹资金主要被用于非生产性支出，其综合收益现值小于其还本付息成本的现值；再次，消费者个人寿命有限，但却是近乎有理性和远见的，他们的生命周期具有计划性；最后，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即经济资源得到完全的利用。
　　而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认为政府性债务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他们的分析则是基于以下假设：首先，政府性债务的发行对象是社会上大量存在的闲置资本或游资；其次，政府性债务所筹资本主要用于生产性项目支出，其综合收益的现值大于还本付息的负担；再次，由于消费者的短视行为或受流动性约束，其当前消费对可支配收入变化反应敏感；最后，经济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
　　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济学家们在对政府性债务的利弊影响进行客观分析，更多的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持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这一时期政府性债务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可概括归纳如下：首先，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处于衰退、危机、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的循环变化之中，即经济发展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永远处于某一状态；其次，消费者是近乎有远见和理性的，也会面临短期内的流动性约束等问题，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最后，政府性债务融资和赤字财政政策具有长期存在性。
　　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西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假设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政府性债务理论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相对不合理或局限性的一面。因此，对政府性债务理论的考察，应该结合其不同的立论背景和经济假设，分析其存在的时代经济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尽可能地归纳升华出一些通用价值。当然，政府性债务理论的通用性价值也是相对的、逐步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将这些通用价值与某一时期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即可对该时期的政府性债务实践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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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杜思正，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冷艳丽，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