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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社会上存在“重消费、轻投资”的倾向，主要是源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以及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等现象。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发展快的国家，均源于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一旦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则下落。在收入水平难以提高的情况下，促进消费难以凑效。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本身没错，关键在于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是否有效率，市场活力是否被激发等。未来只有持续不断扩大投资，才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能提高人均单位产出，才能不断增加居民收入，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才会稳步增加。

　　一、当前社会上存在“重消费，轻投资”的倾向，虽有其特定现实背景，但需客观看待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和产能过剩现象严重，促使人们反思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金融危机后，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一度跌到6.6%的历史新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连续12个季度GDP增速下滑，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幅度为37%。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出口等经济指标也出现了增速全面放缓的趋势。此外，当前我国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和船舶等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部分专家和官员将这归因于过去行业过度投资所致。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和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让很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需要提高储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此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滑和全球金融危机双重影响，产能过剩也主要是由于过去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和出口锐减所致。

　　二是由于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认为应该增加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减少投资。在分析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时，专家学者经常简单用三者占GDP的比例来判断“三驾马车”的贡献。过去30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美国甚至高达80%。因此，有人以此说明我国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更多依靠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此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全面。一方面，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高储蓄率是这个阶段鲜明的特征，消费率偏低符合经济规律。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投资率较高，但资本存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汇丰银行估算，2010年中国资本存量约为93万亿元，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消费占GDP的比重来判断消费与投资的相对重要性。

　　三是由于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人们对启动国内消费寄予厚望。“出口导向型”战略给过去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红利。然而，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出口遭受到严重创伤，2009年出现了20%的负增长。金融危机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弊病，在“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为继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将经济增长的目光由国外转向国内，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从收入分配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和补贴优惠等多方面来纠正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政府寄希望通过启动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防止潜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这也使得“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的观点颇为流行。

　　二、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仍需坚持投资驱动

　　1982—2012年期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1.2%，持续增加投资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除去1981、1989和1990年等特殊年份，过去30年投资对我国GDP年均贡献率为42%。以投资占GDP40%的比例支撑了我国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国际经验看，增长与投资之间也是紧密相关的。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

　　三、在收入水平难以提高情况下，提振消费实际难以奏效

　　我们习惯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70%的比例来证明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说明我国应该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种简单比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2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700美元，而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少于12616美元，我国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当美国人均GDP为4800美元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65%，略高于中国当前水平。国内消费不振关键还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加上高昂的房价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我国提振消费政策效果不显著。例如在金融危机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实际上在逐步下降，由2009年第二季度的10.3%，下降到2013年第二季度的4.7%，这与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的趋势相吻合。因此，在收入水平没有快速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显著，扩大内需也就成了一厢情愿的口号。

　　四、“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没错，关键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和激发市场活力

　　（一）需要优化投资结构

　　政府投资应坚持“公共性”、“民生性”和“战略性”原则，真正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投资应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城际路网和改善环境，最大发挥财政资金公共社会效应。政府投资要继续倾向于民生，加大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提高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增加退休人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水平、增加医疗教育投入，这类投资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同时也是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根基。此外，政府还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增加影响我国未来抢占全球竞争新制高点的战略性投资，比如加大海洋战略开发，推进长江上游流域整体开发，重构中亚丝绸之路等，这都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主动权产生重大影响。

　　（二）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政府政策着力点应该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对产业的直接干预，更多地让市场选择产业发展方向，盘活民间资本存量，激发市场活力。一是逐步放开在能源、金融、铁路、邮政、电信等垄断行业民间投资，倒逼垄断行业加快改革步伐；二是继续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和试点领域，推动服务业发展；三是提高各类产品环保标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环保产业，实现环境治理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而非进入投机炒作领域等，防止房产、股市、汇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泡沫；五是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向于研发设计、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三）改变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唯GDP的政绩观，将政府的考核重点转向与民生、环保和技术创新等领域，消除政府的短视行为，减少政府的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加强和改进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后评价工作，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重点考核投资项目对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