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外汇太多是一个负担,该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有钱,但不等于有投资能力,所以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买美国国债,对此国内也有很多批评。不然买什么呢?买黑石吗?买希腊国债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没有钱很难受,有了钱不会投资更难受。
这种难受还会转化到国内。一美元进入国内,要保持汇率稳定,就要付8元人民币。而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不能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得太快,否则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几千万农民工也受不了。要维持汇率稳定,就得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当这个量超过了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商品供应量、要素供应量和服务供应量,资产价格就会出问题,一不小心,就会让消费品价格的增长速度变得很高。一个房价问题让政府忙了多少年,现在房价刚刚降下去,其他消费品价格态势又紧张起来了。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贸易顺差的一侧就什么都好,顺有顺的麻烦,面对的全是新局面。在我们没有预料的全球大时代,各国都有各自的问题要对付。
我们是怎么转为高位下行的呢?原因有三条。
第一,高度依赖出口。我们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太大,一旦遇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没有发言权。华尔街很牛,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毕恭毕敬地去华尔街学习,后来老师出问题了,我们仿佛挺开心的,但华尔街一出问题,美国的消费出了问题,我们的出口就突然下降了20%。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面,这是有挑战性的。
所幸美国托住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市场出问题有政府出手,而政府出问题,谁来救?就要靠勒紧财政收支。所以全球的总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放缓,发达国家的需求更是下降了,对我们的冲击力大一点。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难对付。所有企业的厂长、经理、CEO,包括地方领导人,还是想念过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动作回到以前的速度,还是14%、15%的增长率。但这就像滑雪一样,惯性非常大。所以说要适应新常态,不要指望可以快速回到以前的状态。
第二,多年过热。因为货币在往市场里蹦,多年中行政调控手段用得非常多,现在政府要抓的是减少审批。各位可以注意到,其实没有什么审批是计划时代留下的。每年调控地价房价,所有的投资品价格都被冲了下来,控制不住怎么办?就通过行政手段发文件,一个部委不行,就6个部委联合行动。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国家调控是为了防止翻车,而一旦有了审批权,在微观上很顽强,很难打掉。经济上行的时候不怕,经济一下行,会发现我们的经济体里有很多的小刹车,很多摩擦系数。
第三,真实利率迅速转正,物价指数很高。物价很高的时候借钱等于是拿资产,谁借钱就可以形成资本,所以信贷的愿望非常强。我们国家改了30年,现在还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经济往下行的时候,这个力量就越大。物价降低,名义利率变成正的,高额负债,谁不负债谁吃亏,等到经济一变脸,高负债就把经济的起伏放大了。股权则没有这个问题,好的时候多分钱,不好的时候一起熬着,但借贷不一样,好的时候借贷,以为利息很低很划算,等到市场一翻脸才发现: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钱?跑路、跳楼都是这么来的。
第四,创业动力。我们在穷的时候开始创业、办企业,这些年富裕了,创业的动力多多少少打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费,创造条件让消费这一驾马车跑得更欢,但是我们投资的实际利率和购房的实际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时候一波动,债券为主的金融结构会放大这种波动;但物价下来了(我称为“水落石出”),14%、15%的增长率一下子就变成了7%到8%。
利率一下滑,三块大石头就顶上来了。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在经济好的时候买地、买房、雇人,经济一下行,卖的东西价格下去了,买的东西价格却没有下去,所以要有减税措施来“托一把”。因为经济下行,所有的东西都会下来的,问题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这是成本的石头,那就要消化成本。现在的企业,不练这个本事是过不去的。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真实利率一转正,就把很多企业、很多地方政府顶在那里。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经济好的时候不觉得,市场一翻脸才发现,怎么产能都这么高了?钢铁九亿吨的产量和水泥、建材等等,都影响着几十个行业。南方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场,一年成交量一个亿,现在也感到了压力,因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会有挑战。为什么叫“新常态”?首先要认识大格局,这个局面并不是某一种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中国高速增长就是受益于全球化,而金融危机正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这个影响在短期内还调不过来,但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水落石出,可以放水没过石头,但石头还是存在的。有石头没关系,得消化它。短期看,怎样让货币更平稳,这些细节先不做讨论;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金融结构。这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产权结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治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非一日之功。
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上升,是不是新常态一来,大家就趴下了?
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把七个最大的新兴国家放在一起,和七个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经济总量看是相当了。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因为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在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打交道,靠纯粹的贸易不行,一定要靠对外投资来带。80年代欧洲资本是怎么进中国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还是政府的远见,借钱给中国,低息贷款,需要的话马上就签,但这个钱不是自由外汇,是专用于购买德国设备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四万亿只能买美国国债吗,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试一下?所以,中国提出海上、陆地两条丝绸之路,还提出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亚潜在的市场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贸易互补性,但他们的铁路是宽轨,我们是窄轨,堵住了,我们的货还运不过去。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去投资?为什么不能做卖方信贷?
第二,要开放市场。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开放市场。我总是和北大的学生说,将来五到十年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是小语种人才。比如俄罗斯市场还没有多少中国货,潜力还很大。但是我们的打法要变,不能现成的产品拿过来就发货。出口还会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兴市场的打法,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不同了,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去国外推销我们的高铁了,在过去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学习曲线。
中国也面临着低海平面的竞争压力,虽然开放,但人工和土地比我们便宜的国家还有的是。中国的产业开始往外走,制造业和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我国发展到今天,农业收入占10%,农村户籍人口占65%,其中17%常年在城市工作,这是国内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怎么释放这个力量?城市化。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机会,都是惊人的。
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很多的人说中国的土地贵了、人工贵了、税也高了,没有竞争优势了。这是错的,工资的上涨永远是和生产率在一起的。中国的产品存在什么问题呢?很多产品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那么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去淘宝看一看,会发现进口商品卖得好,为什么?品质好!同样的东西我们会造,很便宜,但品质呢?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但很多经济学家不大注意这个。真实的世界中,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权利歪了、官场的行为乱了、贪污腐败严重、利用公权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杆秤。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要解决公正的问题。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