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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史料采集方法是一回事吗？不是。陈墨解释，口碑史料的采集人员不专业，目的不单纯，取证不规范，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

　　孔子编《春秋》，司马迁作《史记》，都采用了不少口碑史料，不可谓不专业、不单纯、不规范。同为史料，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最大的区别，还是对话的公允性，即是否将对象当做过去的一个完整呈现。

　　口述对话，是一种交互的、平等的对话。人类学家朱迪斯·莫德尔和摄影师查理·布罗德斯凯认为，口述访谈中的交互式特征在于“会话中特别强调平等交换意见，平等交换意见是后续分析的重要方面”。无论是《春秋》、《史记》，围绕电影《武训传》的调查，还是民族志学者搜集口头传述，其目的很明确——为采集者所用。“所谓口碑史料,是指由历史研究者亲自采访得来的、仅供自己使用的口耳相传的史料。”这种以使用为目的，它为我用，古为今用，主观取舍的选择性采集方法，显然不符合口述平等对话、完整呈现过去的特性。一不小心，甚至会被某些以我为尊、以今为大、以果及因的史家滥用——“在口头传说中非常常见的情况，便是利用口述传说的变更来证实当时通行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抱着政治批判为目的，围绕电影《武训传》的口碑史料调查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3.口述作为对话史料

　　口述历史与上述史料最大的不同，便是对话的平等性。口述的对话，不是简单指作为言语交际行为的会话，也不是作为语言内容的对白，而是特指讲话双方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精神、差殊的文化立场、迥异的身份认同，本着尊重对方记忆完整性的原则，进行跨越“过去——当下”两个时间维度，并为未来预留窗口的精神碰撞。鉴于此，我们与其把口述对话看作一种话语交际行为，一类史料的生成方式，还不如将之视为一个场域，在这里，过去、当下、未来发生某种神秘的联系。

　　口述往往会选择年事已高的受访人，他（她）能够提供关于过去时代的回忆。采访人一般为后生晚辈，其精神气质、价值观形成与受访人有着一代、两代，甚至三代的间隔，或者在地域上有着文化差距。

　　受访人与采访人都能够充分代表过去与采访当下两个不同时期的精神团体，形成“过去——当下”的对话张力。如果口述的史料价值仅仅在于保存记忆，那么它与日记、回忆录并无不同，甚至在文通字顺、篇章华彩上还不如后者。

　　唯有跨越两个时间维度，通过口述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将对过去的记忆用当下的声音倾诉出来。

　　约翰·托什批评口述历史幻想直接与过去接触，后见之明是其最大阻碍，他以汤普逊所做的“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口述历史为例颠覆其著作《过去的声音》，指出：“‘过去的声音’也必然同时是现在的声音。”对于托什的批评，我们不得不说：“完全正确，但是……”，就因为它体现着两种声音，所以历史更加丰富。它恰恰从反方向证明，关于过去的记忆一旦被采访激活，其倾述的内容、表述的形式势必反映着当下的声音。

　　口述给“过去”与“当下”同时提供对话场域，还虚位以待“未来”落座。规范的口述往往会力图超越本次采访的主题，尽可能地旁及其他。《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标准》指出：“无论计划的特殊兴趣如何，访谈者都必须尝试超越计划的重心，努力扩大询问范围，创造、制作出最完整的记录，以使他人得蒙其益。”他人，显然是指未来的文献使用者。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制定规范，让话题超越电影，提出实行“电影史、心灵史、社会史”三史合一的采访要求。这些努力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为未来的电影史撰写提供资料，“且希望能够为未来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明史甚至经济史、城市史、风俗史、社区史、妇女史等不同专业史家提供信息资源”。可见，在一次规范的口述采访中，过去、当下、未来缺一不可。

　　综上，口述历史是具备过去、当下、未来三种时间维度的对话史料。它可以被如此定义：由采访人与受访人通过现场平等对话的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并由声像设备记录下来的史料。唐德刚也将口述历史首先定义为史料，并将其命名为“活史料”——“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慢慢谈，慢慢问，可以加以补充修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

　　声像介质并非必要条件，而是辅助手段，比如聋哑人的口述可以由文字书写完成。李镇在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中就曾用交换纸条的形式采访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聋人设计师施有成。音像设备的重要性在于，借助它，能保证口语体原样的完整性。同样，口述对话的形式大多为口述，但不限于口语，它可以是哑语、盲文，甚至是书面语。

　　关于口述的对话特征，罗纳德·格雷尔早在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中，就称口述历史是“会话叙事”。他解释：“考虑到历史访谈者用一系列手势与声响进行着积极参与，也因为口语交流制造的逻辑形态，访谈只能被定义为‘会话叙事’。‘会话’是因为其反映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关系，‘叙事’是因为其展示形式同于故事讲述。”该文并未对“会话”与“叙事”的本质展开阐述，而是重点考察在口述历史访谈（即会话叙事）中存在的三种关系：第一种是将单词组构为句子的语言学分析；第二种是述者与听者面对面的碰撞；第三种是信息发出者与历史学家，信息发出者和他的历史意识之间的碰撞。文中主要关注第三种关系，作者认为它可以揭示意识形态、神话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对话”说对本文启示良多，但“叙事”说值得商榷。从俄国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到法国叙事学大家热奈特，叙事都是指有因果关系的故事讲述。口述言说的特点是有序与无序交织、因果关系与无逻辑混合、闭合性讲述与开放性言说并举，且常常发生由对话断裂引发的意义真空，需要解读者进行情境下解码。如果引入语言学细读，口述对话有时甚至是以一种“反叙事”的面目呈现出来。

　　二、口述与历史

　　口述对历史贡献的多重性令其余史料望其项背。

　　作为史料，它是历史真空有力的填充；作为方法，它让学院派史家投入生机盎然的民众生活；作为史观，它将人民推上历史舞台，改写帝王将相、精英名仕史；作为人文关怀，它让不同阶层的人找到自我价值，使“草根”的人生变得充满自尊。汤普逊将口述与历史的关系描绘为乌托邦般的大同社会——“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构建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而且，对于单个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来说，由于口述史具有意义共享的特点，所以它在地点和时间上为这些人提供了归属感。总之，它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关于人民性的大作汗牛充栋，怀旧疗法与共同体建构也不乏著述。何不沿着口述的对话特征，首先探寻其作为史料的本体价值？

　　将文献资料视作最可靠、最有价值的德国兰克学派曾经在19世纪独领风骚。随着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随着1945年独立后的殖民地撰写历史时越来越多地倚重口述资料，随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走向田野调查，文献派的治史方式日益遭到冷落。口述能够自立的依据建立在对文献史料可信度的批驳之上，就像汤普逊所嘲讽的那样，“文献学派面临着它自己基础的动摇。因为文献自身已经以两种方式改变了它的社会功能。第一，人们之间的最重要的沟通已经不再通过文件进行，而是口头的了，通过会面或电话。其次，记录已经丧失了它的清白（如果它以前有的话），它现在被理解为有着进行未来宣传的潜在价值”。汤普逊继而指出，口述历史纠正了文献史料的偏差，弥补其空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结构。

　　口述作为史料，对历史的补充体现在四个方面：从立项开始，其价值择定标准就是补正史之不足；受访人名单的圈定亦是力图涵盖各阶层；采访提纲的拟定宗旨是力求纠偏现行说法与关注为正史所忽略的常态生活；采访现场的对话沟通碰撞出新的火花。前三项准备工作最终是为采访文本的有效性服务，因而，我着重以口述对话为蓝本，考察其从史料学角度对历史的功绩。

　　1.双向双维沟通，打捞被忽略的史实

　　同属回忆性史料，回忆录与口述历史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是双向交流。以本文标准分类，前者是独白的史料，后者是对话的史料。汤普逊批驳回忆录：“书面的回忆录是一种专门要误导历史学家的口述史形式，并且‘除了了解气氛毫无用处’。它们缺少访谈的某些优点，而又提供不出什么东西作为补偿。作者不能接受盘问，也不能回答在特别感兴趣的要点上的补充问题。印行的自传是一种单向的沟通，他的内容是根据作者头脑中的读者大众口味而确定地选择出来的。”

　　如前所述，口述是由采访人与受访者以对话形式，共同完成过去、当下、未来的精神碰撞。在场谈话的主体有两对，采访人/受访人，过去/当下。

　　后者作为所述内容的精神实体与言说的主体（前者）一样，也在进行自足的对话，使其进入更加开放的历史空间，可以打捞大量被受访人忽略的历史事件。

　　唐德刚提及，在胡适著作中，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的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