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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以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为例，受访人多年逾八旬，其人生观的形成主要为波诡云谲的40年代与大一统时期的“十七年”。采访人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价值观形成主要受新时期民主精神与后新时期的全球化影响。两个对话主体跨越40年代、“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后新时期五个阶段。在这五个阶段，中国浓缩了西方数百年的价值观变迁，从民主与民族主义启蒙教育到自觉接受马列毛的文化洗礼，从跪拜“东方红”神话到清醒“太阳”也有陨落时，千疮百孔的精神肉身未及疗伤就投入“新时期”的狂流，精英文化刚刚含苞待放便萧瑟焜黄，全球化与网络时代将没有对接准备的中华价值观推向与世界同步的轨道。这样大的文化差距，使得口述访谈蕴含了丰厚的跨时代潜质。采访人站在后新时期、全球化立场所欲知的问题，有时甚至是受访人从未想过，更绝不可能在回忆文章中自觉提及的盲点。猛然被受访人问起，第一反应是惊愕，然后是没有组织的思绪。

　　比如，我在研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时发现，在共产党官方电影机构制作的战争新闻纪录片中，罕见伤亡、焚烧、流离失所等惨烈的画面。是摄影师没有拍摄到？不愿拍摄？还是剪辑师、导演弃之不用？

　　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选择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党派的创作观念。与之对比，国民党制作的战争类新闻片，则毫不避讳此类画面。尤其《日军的暴行》一片中，有些画面惨不忍睹，令人食无味、寝不安。

　　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他们总是清晰地记得在战争中如何拍摄到某一个珍贵画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闪过念头，为何不将伤亡拍摄入镜。从他们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按一般的文献标准来看，是一段不具收藏价值的对话。但，口述史料的特性恰恰就在零散的对话中凸显出来。分析受访人的言语碎片，再整合其他受访人对同一个问题支离破碎的讲述。上述的疑问可以解释为，由于受宣传上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感染，对伤亡保持平常心，不拍摄入镜，是摄影师们在政治语境下的自觉美学选择。

　　石益明在口述访谈中提到，战地摄影师们见面打招呼的惯用语是“你还没有光荣啊？”咒死的会话交际，向来为国人之大忌，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才能理解乐观的含义。可以推测，被意识形态反复提倡的、外溢的乐观主义情绪，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感染的形式传递到纪录片美学中，令创作者从内心深处自觉将乐观传染给观众，将悲观挡在镜头之外。

　　不将伤亡入镜，是惯性价值判断后的下意识行动，在摄影师的记忆中并不如东北战役、淮海战役、开国大典、朝鲜战场等重大事件那样值得记忆。人们总是有一套由自身性格与社会意识共塑的价值判断体系，它决定着记忆存储的方式。越为这套价值体系肯定的东西，记忆越牢固，反之则走向遗忘。

　　受访人固有的价值判断体系是私密的、个体的、且受限于时代，“人们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便存在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口述对话的目的不仅是要调出记忆，更要力求用当下的声音将被个人评价体系所抛弃到深渊的习惯、被动性思维、价值弃儿等打捞出来。也就是陈墨所言，要进行心灵考古，打开“乔哈里窗口”的第四扇窗，获取采访人与受访人都不知道的信息。戴维·赫尼基肯定口述“借助现在摆脱过去束缚”的能力，“在那些以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为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基础的社会中（当然,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口述能借助现在摆脱过去的束缚，因为它使对过去面貌的记忆——如以往统治者的活动及他们前后的更替——符合不断变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

　　2.瞬间修辞，保持最本真的记忆。

　　修辞学大家陈望道指出，语辞的形成有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裁剪配置；三、写作发表。”他在文中说明上述原则适用于“笔墨与唇舌”，其实针对的主要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中的演讲。对笔墨与演说而言，上述三阶段当然必不可少，但在口述中，三阶段则有不同的变化：

　　一、搜集材料。基本所有的受访人都会认真阅读采访提纲，但不是所有人都会为采访进行有心的材料收集。一些老人行动不便、独居不出，一些老人从来就没有收集史料的习惯。对于他们而言，记忆就是材料，唤醒记忆就是收集材料。

　　二、裁剪配置。虽然有采访提纲引导受访人进行逻辑叙事，但口述言语毋需按章节行事，加之口述采访无时间限制，受访人基本上不需做太多的裁剪配置。

　　三、写作发表。录音录像的成果离发表要求还去之甚远，倒是用“写作”（若将口语发出比为写作的话）——“发表”（采访人日后整理出版稿）较为稳妥。

　　“写作”瞬间完成，修辞甚少。“发表”的修辞是另一番学问，采访结束以后的事情。

　　从三阶段看，书面文献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修辞学推敲，将文字、篇章、逻辑装潢得更精美。口述历史从收集材料、裁剪配置到口语发出，几乎就是瞬间的事。英国学者塞缪尔（RaphaelSamuel）认为“口述证据是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其原因就是“口述史料特别自然,未加修饰……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未加修饰”有些夸张，“瞬间修辞”却是事实。

　　演说、公共讲课、新闻发布一人唱主角，有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且有着明确的目的与针对性，是站在“我”的角度，要把“我”的观点成功地输送给对方，修辞学极其重要。口述的讲述者没有一定要说服对方的功利目的，只需要输出记忆即可。

　　口述采访人会使用预防、建立友谊关系、选择家居环境、对话平实、从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开始谈话等种种努力引导受访人减少修饰。

　　因此，口述是记忆最迅捷、最直接的表述方式，掩饰更少，真情更多，因而也更有价。书面文献深思熟虑，修辞学往往掺杂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修辞可以通过巧妙的话语编织而赋予意识形态自然化的效果,在无意识中使自己的声音侵入人们毫无防备的观念之中，如此，修辞便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试图消弭存在差异的不同意见”。

　　尤其在中国，意识形态至尊，人事关系微妙，人性一敛再敛，落笔谨慎再谨慎。我们所采访的电影界人士，曾无数次接受采访，有着丰富面对媒体的经验。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说几分留几分，他们被自己的戒备心裹得严严实实。偏偏有一些话在口述中没来得及过思想检查关，一顺嘴就漏出去了，要让它落实到文字出版物上，采访人是万万不干的。吴迪这样描述他的一次经历：

　　在口述采访中一位老导演对他的录音整理稿不断地删改，每一次都隐去了一些人的名字，删去了某些敏感词汇和特指性事件。以至于当他跟我发誓，再也不改一字的时候，我仍旧嘱咐编辑部：“你们先放一放，别排版，老先生可能还要改”。果然，当晚，老先生又来电话，要求将某人的姓氏的拼音再改一下。以免人家猜出来其所指。而这个人正是这位老导演最痛恨的主儿。在访谈过程中，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此人。

　　这种从清晰退向模糊，从公开退向隐匿，从直面退到回避的情况，在口述史工作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见，“清晰”、“公开”、“直面”是他们在口述中的一种状态，“模糊”、“隐匿”、“回避”是他们在出版物中的另一种状态。一般人对于出版物更紧张，口述中的率真直言容易被在出版时删除。万幸，它们还尽数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这就是口述对历史的一种补充。

　　另一位老前辈与此不同，他不是担心口述出版文本太露，而是觉得太没有修辞。这位大名鼎鼎的演员，对待口述就如同无数次接受媒体采访那样很配合，也签署了授权协议。出版前，采访人将整理稿件递交他手上请其审阅。没想到，他非常不满，甚至有些恼怒，执意撤稿。老人情绪比较激动，我们也怕伤他肝火，只好撤稿。后来辗转得知，受访人恼怒的原因大概是，报道他的文章数不胜数，均文采飞扬。他已经习惯于被修饰华丽的行文萦绕，可惜，瞬间修辞的口语肯定不如书面文字雕章镂句。

　　这个案例从反方向证明，在习惯了修辞的中国人那里，不修辞是多么独特、别扭和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口述历史在打破修辞、还原本真上所做的探索又是多么有中国特色的意义。

　　3.潜文本，等待情境下解码，为历史提供丰富的想象力

　　如前所述，口述历史对话具有“瞬间修辞”的特性。“瞬间修辞”不等同于不修辞，而是更多地转向声调、声量、重复、停顿、沉默、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副语言”。这些“副语言”的修辞，需要采访人与解读者进行情境下修复，才能获知其潜在信息。语言学中将之称为“潜语言”。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在话语讲述中，倾听者的在场对于填充讲述空白有积极作用，“必须让倾听者能够用自己的观念世界和零碎知识来给这些故事添漏补缺。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掌握别人口述的故事，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故事”。

　　语用学家认为，语境是口语的解释因子。这些丰富的“潜语言”需要在情境下读解，才有滋有味。

　　某些话语的断裂，意义的真空，需要解码者在语境下进行修复与填充。这不仅让对话充满思想的密度，也为历史提供丰富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