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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修改《档案法》，加强对个人信息档案隐私权的保护。修改《档案法》应在遵循国家和公众利益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尊重个人意愿，确立个人信息档案主体的自决权，切实保护隐私权。首先，明确公民个人保护档案隐私的权利。一是在个人信息档案的收集过程中，公民有权决定个人信息档案的具体范围和不得归档的个人信息内容，改变现行《档案法》第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11条规定的公民在个人信息档案收集中的被动地位。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可采取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或者直接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等方式让公民真正参与其中。二是在个人信息档案管理方面，本人享有确认权、知情权和修改权。具体表现为：本人对其个人信息档案的基本内容享有决定权，他人无权代劳；本人对个人信息档案享有知情权，即归档的个人信息应当经过本人确认，并随时接受本人的查询与监督；本人对其个人信息档案享有修改权，即本人有权对个人信息档案中的错误，申请形成档案的机关进行修改。三是在个人信息档案利用方面，加强保护信息主体的利益。《档案法》应当增加规定内容：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利用目的，对个人信息档案的利用范围、利用程序和利用方式作出限制性规定。一是对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利用的，应书面告知信息主体利用的内容及事由；二是对基于非公共利益需要利用的，必须有合法、明确的利用目的，并应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4]

　　其次，扩大档案隐私的保护范围并延长封闭期。为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要求，《档案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档案的范围，并在个人隐私的内容和形式上扩大保护范围，比如，对于档案利用人登录用户登录服务系统时留下的姓名、身份证号、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等敏感信息，应划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公民隐私档案的封闭期应该调整为70年。借鉴我国著作权的保护期是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及国外大多数国家是70年以上期限的设定，封闭期应调整为70年较为合理。这种法律制度设计上封闭期的规定，直接隔离了利用者与档案的接触，从根本上限制了利用者的权利，保护了公民的个人隐私。[5]

　　最后，进一步完善档案隐私救济法律制度。在民事救济方面，尽管我国《宪法》已有相关的规定，但需要在新修订的《档案法》中具体落实，明确规定对个人信息档案管理中的侵权行为，信息主体有权依法取得民事赔偿。在行政救济方面，《档案法》修订中应增设行政赔偿规定，填补档案隐私行政救济的法律空白。对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档案法》第24条之规定；对于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利用或公开个人信息档案、侵犯信息主体隐私权的行为等，信息主体均可依行政法律规定的相关程序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行政赔偿。在刑事救济方面，明确刑事救济的界限和范围。我国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弥补了《刑法》事实上追究侵犯个人信息档案犯罪无法可依的尴尬，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窃取、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处以有期徒刑、拘役，但违法犯罪的界限以及在具体适用过程如何把握应明确规定，从而达到切实保障个人信息档案隐私权的目的。[6]

　　参考文献：

　　[1]郑军.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保护[J].电子技术论坛，2014（3）：144～145.

　　[2]法制网-法制日报.大数据时代，人的隐私在哪里[EB/OL].（2015-04-07）

　　http：//www.legaldaily.com.cn/fxjy/content/2015-04/07/content_6032069.html.

　　[3]姚志成.我国档案开放立法的缺陷及其修改建议[J].中国档案，2006（10）：13～15.

　　[4][6]李升元.我国个人信息档案的隐私权保护研究[J].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论文集（上册）477～486.

　　[5]李扬新.论档案开放与公民隐私权保护[J].山西档案，2001（1）：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