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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了历史上井田制演变中农业生产组织，土地所有权，劳动者身份，税收、地租形式的演化规律，并从宏观社会结构、中观社会关系网络和微观行为人互动三个层次阐释了井田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井田制时期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变扩展了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社会阶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发生转变，继而提升农民的资源支配权，诱使农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税制的转变；社会阶层数量、规模和不同阶层资源占有量是农民社会身份的重要表征；不同阶级的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的均衡演变推动了社会结构演化。由此，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研究成果，探讨了井田制演变对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生产组织、产权确立、农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及城乡关系等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资本理论；井田制；农地制度；制度演变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虽然先后面临农业生产组织的兴起和没落、农地产权不明晰、农地流转活力不足、农民非农就业困难、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格局等难题，但旨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农地制度改革一直是中央农村政策的焦点之_。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多次提及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化农业。因此，剖析我国历史上的农地制度（井田制）演变的规律及其驱动机理，将为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伊始于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在分封制和宗法制基础上形成了奴隶制社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这_时期阶级内部分化和阶级间斗争的总根源[1_2]。已有学者深度地解析了井田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规律及影响因素。早期文献多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井田制演变的规律，指出井田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促使了井田制的消亡[3_6]。近期研究则倾向于采用西方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考察井田制演变特征，如黄涛等通过构建经济学分析框架，考查了井田制的产生、形成和衰亡等问题，发现生产者剩余和诸侯间的竞争是井田制衰亡的主要原因[]。孙圣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契约理论解析了井田制的兴衰过程，通过对比井田制与欧洲庄园间的异同，指出通货膨胀、人口因素、国家和意识形态问题导致了井田制的演变[8]。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更多集中于宏观意义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与成本理论的研究，缺乏对行为主体行动和互动的考察。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人维持和获取社会资本的动机形成了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及行为取向，而工具性行为①和表达性行为②的均衡演变最终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当前社会资本理论的构建和完善已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如已有学者运用该理论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1°]，城市农民工健康[11]，农村社区文化建设[12]，农民专业合作社[13]和反农村贫困[14]等问题，但鲜有研究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农地制度演变问题。因此，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剖析井田制演变的规律及驱动机理不仅是对现有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为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鉴于此，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考察井田制演变过程中行为人互动的规律，构建社会结构演变规律图，阐释社会结构变迁中农业生产组织、农地所有权、税收与地租、劳作者身份等的演化规律，并深度剖析社会资本理论下井田制演变的影响因素及演化机理。最后通过比较分析井田制演变与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相似点，以期为当前农地制度改革提供启示性建议。
　　二、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界定
　　1.井田制简介
　　史料记载，井田制起源于原始社会晚期[4]。由于生产力落后及大型灌溉水利设施需大量人力投入等原因，形成了集体共耕的土地公有制度，井田制则得名于土地划分形似"井"字[15-16]。随着国家的出现及奴隶制的建立，家族公社形式的土地共耕体系在生产力发展和家庭人口剧增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在此背景下，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家族公社逐渐转化为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公社。换句话说，农村公社是在大规模"民移""农迁"背景下出现的，并随着阶级矛盾的发生、激化而发展[17-18]。
　　井田制下的协作方式也从最初的家族公社集体共耕发展到后来的"九一而助"?[19]。西周中后期私田的出现和人地关系的紧张，加之统治阶级内部及不同阶级间矛盾的激化，共同诱发了土地私人占有和产权私有化的兴起[2°]。商鞅变法承认土地私有及自由买卖，最终宣告了井田制的破灭。此外，伴随农地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井田制下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也由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国有演变为农民拥有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土地产权的这一变化继而引发了农民身份和税制形式的转变，导致农民由最初的奴隶变为农奴，最终成为自由民，而税制形式也由地租变为个人所得税[1'2'17'21]。
　　2.井田制研究焦点
　　以往对井田制的研究多是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西方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围绕文献考证等方面进行，对井田制演化机制的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的解读略显不足。社会资本理论作为透视微观行为人互动、中观组织及宏观结构的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弥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22]。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井田制研究着眼于社会制度演变的微观行为人、中观组织及宏观社会结
　　①工具性行为指为了实现具体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多发生在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主体之间，其显著特征是手段和目的的分离[9]，井田制下的工具性行为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为攫取农地剩余等价值性资源而进行的目的性互动。
　　②表达性行为指为维持社会资源或表达自身而发生在相似社会背景及层级的主体间的行为，其显著特征为行动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井田制下的表达性行为表现为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的行为人相互承认或同情的行为，其不具备资源获取功能。
　　③"九一而助"是井田制时期采用的农地生产模式，将九户人家分为一组，合耕公田和私田，并定期调整私田的配置。
　　构之间的互动演化[23]。通过分析井田制演化过程中社会组织形式演变导致农地所有权转变的机制，可考察农民身份变化所诱发的土地税制及地租形式的演变过程，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流动性①转变所导致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变化，即"规范一组织一动机一行为一新规范"的互动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社会规范制约下的农业生产组织及阶级关系，通过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促使社会规范在行为人互动中发生变迁。
　　三、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井田制演变规律分析
　　1.农业生产组织的演变
　　井田制时期的农业生产组织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24-25]。恩格斯曾说："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继而差不多_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分配。"当这种为某_目的建立的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时便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26-27]。
　　原始社会晚期，由于落后的生产力和建设大型公用设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共耕劳作的家族公社土地公有制--井田制随之产生[28]。起初家族公社是一个在公社范围内公田生产、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组织。随着基本生产单位的下移，出现了按血缘远近划分协助耕作单位的方式。随后人口的剧增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土地家族集体经营难以为继，组织家庭土地分配的农村公社随之诞生。正如恩格斯所说：当家庭成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
　　随着国家和奴隶制的出现，以血缘关系网络为纽带的家族公社逐渐演化为隶属性公社和宗法性公社，同时实现了公社划分及"国"与"野"的等级界定。这种制约奴隶行动和固化等级的公社造成了农民生存空间不足，导致大规模的奴隶外逃，打破了传统的血缘关系网络，导致地域性关系组织--农村公社的产生[18,29]。此时的公社不仅承担了定期分配和轮换土地的职责，还推动了农民由奴隶向农奴的转变。此外，奴隶主内部为攫取农业剩余而形成的机会主义行为②也扰乱了传统宗法制的血缘关系网络，导致权力下移，_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奴隶向农奴的转变。
　　春秋末年，随着奴隶主内部矛盾激化导致的权利下移加速人地矛盾激化，农地从定期重新分配逐渐过渡到长期占有、世袭使用，此时的农村公社也演变为基层的行政组织。土地产权私有及农地流转的允许则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对土地的占有权，农村公社由此解体[17]。
　　从氏族公社的社会血缘关系网络到农村公社的社会地缘关系网络，再到农村公社的解体和农地自由流转，农民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主体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受到社会资本的重要影响，而诸如社会组织、信任等形成的社会资本超越了个人资源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8]。农村生产合作组织的演变从禁锢的血缘关系网络到交互的地缘关系网络，再到扩大的社会流动，均导致了血缘、地缘关系的弱化和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整体上看，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提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
　　2.土地所有权的演变
　　不同阶级间和同一阶级内部的社会资本调整导致了井田制下农地所有权的演变，表现为农地所有权通过制约行为人的资源支配权影响其动机及互动，并形成了社会结构演化的潜在动力。奴隶社
　　①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主体整体互动的频率及其关系网络的交织程度，在井田制下，行为人从原始社会的血缘关系网络下的互动到地缘关系网络下的互动，最终更大范围的社会流动导致行为人互动的增强，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从束缚的血缘关系网络扩张为社会性的交织体系，社会流动性显著提升。
　　②占据农地生产剩余的动机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在体制之外开垦私田，这种行为违背了传统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关于土地国有及土地享有权归君主所有的规定。由于监督成本上升及统治阶级内部合谋现象的发生诱发了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开垦私田行为难以禁止。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农地制度的演变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演化，同时也诱发了行为人互动方式由表达性向工具性的转变。
　　会早期，宗法制和分封制下的土地国有制度形成了奴隶主阶级按身份差异获得土地所有权和享有权的体制。奴隶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只有受限制的土地使用权而不享有土地剩余的占有权。随着奴隶阶级生存环境的恶化，大量奴隶外逃造成了大面积农地失耕。为缓和阶级矛盾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形成的奴隶与奴隶主间（纵向）的互动①诱发了农地所有权和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表现为"助法"时期农奴已拥有私田生产剩余的享有权，这促使了农民在农地制度域②中的权力类型由被动的农地使用权转变为农地剩余享有权。此外，奴隶主阶级内部为获取农地剩余而违背传统宗法制的机会主义和漠视君臣利益分配的功利主义引发的阶级分化和私田占有进一步导致土地所有制向私人占有转变。因此，权利的下移、土地交易的出现及人地矛盾的进_步激化，最终导致了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和自由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