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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对于生命个体是一个非经验的、非实在的、超越了此在时空的世界；这是死亡的超越性质。但是，个体生命在人生历程中又时时关注死亡、目睹死亡，并对死亡和生命以及死亡价值和生存价值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是死亡的经验性质。"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陆机《叹逝赋》）那就是人生的宿命，死亡问题是人类具有终极意义的永恒主题。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奇伟豪壮之士，他们直言敢谏，也能秉笔直书，以饱尝血泪之艰辛、博览群书之才学、广纳山水之胸襟著成惊世之作。在为后人留下时代不朽的记录的同时，他们却难以从容勾勒出自己的人生，或无从考证，或冤死狱中，或不慎就死，让人不由得为之扼腕叹息。悲剧性的人生，戏剧化的际遇，是机缘巧合，还是命运的使然？是偶然遭遇横祸，还是生命的定然陨落？且观我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在生死之间的纠葛和思索。

　　武帝天汉二年，正当司马迁草创《史记》未就之时，因李凌之祸而遭受极其残酷的宫刑，在古代圣贤的感召下以非常人之坚韧著成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绝唱。司马迁47岁后的生平不可考证，后人或多揣测推断，王国维等人推断其大约死于武帝末年，李博勋等认为他可能在征和三年被武帝处死。期刊论文发表从司马迁一生的遭遇和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来看，不论他死于哪一年，都可想见其晚年的孤寂和悲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更洞悉"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儒家赞颂"士可杀不可辱"，但司马迁的忍辱求生更能显死亡之思的智慧。

　　孔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然也。难怪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的结尾处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但是以死雪耻之前还要理清自己所受的耻辱是不是正当的。孙膑受到了"断其两足而黥之"（《孙子吴起列传》）的人体迫害和人格侮辱，没有死，因为他知道是庞涓妒贤嫉能陷害自己，所受耻辱是不正当的。范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魏齐毒打，打得"折胁摺齿"，又丢进了厕所，"宾客饮者醉，更溺雎"（《范雎蔡泽列传》），也没有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再者，忍得小耻方能成大事。"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

　　司马迁忍辱求生的死亡观不仅强调忍辱负重，更强调忍辱发愤以成就功名。司马迁俯首流涕聆听父亲临死前的谆谆教诲："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作七十列传的目的就是歌颂"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历史人物，也在《报任安书》中直言，"立名者，士之极也。"司马迁终是受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影响的。以下三种或是司马迁本人的作为，或是在《史记》中记述评价他人之所为，皆是表现他对"立名"的观点。

　　一、以文章立名

　　与孔子周游列国后选择修诗书一样，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含垢也是为立言于后世。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不知死节的义理，乃是真正的勇者--不能既明且哲，便以一己之身忍辱明志，激为文章雄视千古。清代文艺理论家包世臣说太史公："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艺周双辑·复石赣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