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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湖南黄金大米事件透显出转基因研发中以农作物为轴心的生态环境恶化、科技伦理中空和文化基底崩陷的总体性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它仍是现代性文化观内蕴的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精神危机。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的现代诊治须从系统文化学视角切入，直击社会的文化伦理根底，以综合观照自然、科技与人群之内在关联。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对主体间公正性与平等性的突出和约纳斯责任伦理对自然与人类未来后代的推重，为当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要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科技为主导、当代为关切的现代文化伦理，而建构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当代与后代交互关照的新型伦理。

　　关键词：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伦理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5-0138-07

　　自从克隆羊"多利"诞生起，围绕转基因技术及其作物的伦理争论始终未曾中断过，在巨大的社会物性经济效应与终极的人类德性伦理诉求、既有的自然生态法则与革新的人造生态秩序、客观的科学技术化原则与自觉的文化理性化导向之间，转基因农作物的发展处于一种难以抉择的"二难"境地。近来甚嚣尘上的湖南黄金大米事件则使上述问题不断升级和放大，使转基因研究之科学中立性与伦理之自觉性问题凸显为当前国内外转基因作物研发的首要课题。

　　一、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历史回顾及其现代困境

　　从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抗病毒烟草在美国研发成功始到现今，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和推广已有30的历史。在过往的30年中，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不仅在品种种类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从早期以烟草、棉花、大豆、油菜等经济作物为主，到现今拓展到其他农产品和粮食作物，如木瓜、番茄、水稻、玉米等；而且在国家分布数量和种植面积上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由原来欧美发达国家的一枝独秀，到现今南非、苏丹等非洲国家的踊跃参与，拉美、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后来居上；种植面积也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到2012年的1.7亿公顷，整整扩展了100倍[1]；在技术水平和层次上也实现了巨大跨越，由原初单纯外源基因的导入或转移，到现今内在的基因沉默、修饰和重组等。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国家推进农业革命和振兴农业的主要动力，其所带来的世界历史性变革也越发突现。但正如古希腊谚语所云：卓越与贻害乃是一对双生子，转基因在提升农业整体技术和结构水平，推动世界农业产业革命的同时，也把人类带入了一种始料未及的社会伦理危机之中，几千年传统文明所积淀的自然生态、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伦理价值观念，都面临重估、甚至解构的威胁。囿于此，伦理危机治理的成功与否，成为转基因农作物能否发挥其真正"革命者"角色的重要前提。本文以湖南黄金大米事件为例，来展开转基因农作物伦理困境与治理思路的探察。

　　二、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的文化伦理学透视

　　（一）黄金大米风波折射下的生态伦理之忧

　　黄金大米又称"金色大米"，是由先正达公司研发的一种转基因大米，其突出特点是能够帮助人体增加维生素A吸收。由于大米色泽发黄，故被称为"黄金大米"。湖南衡阳发生的黄金大米事件之所以会闹得沸沸扬扬，就表象而言，症结貌似集中于转基因大米试验过程中某些科研工作者职业伦理的失范。但在笔者看来，从根本上看它乃是一个系统的连体性事件，是民众对前一时期我国政府批准转基因主粮化计划的一种情绪的深度焦虑和集中迸发，这种焦虑既指向黄金大米自身的安全性问题，也指向我国原生水稻栽植系统--一种经过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证明了的、安全的生态体系--生态多样性。后者绝非庸人自扰，国内外一些研究组织（如Greenpeace）和专业研究杂志（如《Nature》）已对转基因农作物之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了许多实证性研究和报道，指认了上述危险的潜在性与严重性。具体来说，转基因农作物之于自然生态伦理的破坏表征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转基因农作物会对自然界原有生物种群的多样性形态构成威胁。转基因农作物体内基因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同传统自然作物竞争中的优势甚至垄断性地位，而这必将会导致生物群落形态的同质化趋势，造成既有自然生态链接的中断。诸多研究表明：转基因农作物不仅会污染相似生物种群（转基因水稻、玉米对原生态水稻和玉米的基因污染），《自然》杂志有研究指出"墨西哥偏僻的瓦哈卡山区的野生玉米，受到了转基因玉米的污染。"这一研究结果也得到了墨西哥环境部门的证实，后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出示的研究结果称，瓦哈卡山区野生玉米的污染比率高达35%[2]；而且还会威胁到一些依此为链接的动物种群（如自然界的非靶标有益生物等，由于"不同类型Bt杀虫蛋白有不同的杀虫谱，因而转基因植物中不同Bt基因表达必然对鳞翅目、鞘翅目、双翅目、膜翅目等许多非靶标昆虫产生影响"[3]），进而影响到近缘生物系统甚至整体生态循环。

　　第二，转基因农作物可能会对农田中的土壤和水体成份以及生态结构进行一种"不可逆式"改造，进而造成农业生态循环的失衡。一些研究已表明："长时间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会对土壤中的微生物、昆虫、软体动物等产生负面效应，进而对土壤环境的生态平衡产生长远的影响[4]。"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转基因作物所释放的外源基因以表达蛋白在土壤中的残留而实现的，表达蛋白通过转基因作物植株残留体和花粉以及转基因作物分泌物等途径进入土壤，通过与土壤中活性颗粒，如粘土矿物、腐殖酸、有机矿物聚合体等结合在一起，从而逐渐地富集起来，并长期存在和持续发挥作用。转基因农作物栽植的生态体系一旦建立，就难以再回复到原初的自然生态体系，阿根廷转基因大豆生产的惨痛经历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