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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哈贝马斯"对话伦理"的主旨及其对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积极意义

　　"对话伦理"（discourseethics）又称商谈伦理，是哈贝马斯在研究交往行为与道德伦理关系时提出的。在哈氏看来，对话伦理是建基于一种现实的、理性的交往共同体之上的伦理形态，其核心原则是交往主体在所有交往实践（或冲突）中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在交往共同体中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对话、自由地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在一种自由辩论、平等协商的对话过程中形成共识。这不仅意味着对话伦理是源自于交往共同体中现实的人的理性，而非先验意志；而且也说了要以对话、理解、平等和民主的立场，而非强权、暴力、传统总体性或终极同一性的"普世主义"来解决不同交往实践中道德价值冲突问题。从根本上说，其实质乃是一种立足于文化多样化、异质性立场之上"共同规范"："整体和同一性的建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抹杀差异与个性，取消对话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对话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10]。"对话伦理的引入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1.湖南黄金大米试验对受验者知情权的漠视，不仅反映出科学对人之基本生存尊严观照的阙如，更突显出其以"物化"方式来处理自然和人类生命世界的"强迫式"症候。而对话伦理通过对于不同交往主体之商谈平等性角色的强调，有助于打破转基因研究中科学话语的"独断"，使其摆脱理性主义的"主客""强迫式"关系，进而使之代表更加多元多样的交往主体的价值追求。

　　2.湖南黄金大米试验对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无视，既暴露出科学工作者对基因科学自身合法性的不自信，更隐约显现出转基因技术运用中科学团体与商业团体之间可能的复杂利益缠绕关系。对话伦理通过对不同交往主体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追求的推重，有利于消解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中对于物性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偏执情结，破解以资本增值快慢为基准的单向度的技术文化逻辑，使转基因农作物研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

　　3.湖南黄金大米试验对科技伦理底线的践踏，不仅预示了基因科学研究之伦理观念的"中空"，更昭示出技术现代化社会中人类伦理的普遍"虚置化"、"虚无化"现实。对话伦理通过对宇宙世界中不同文化样式、利益主体、生物群落之间的公正和平等对话，建构了一种世界多元机体交互观照、彼此制约的，具有较强接受性和实践性性的基本伦理规范，进而有效填补了因科技信仰"崩解"而出现的文化伦理"空场"问题。

　　（二）汉斯·约纳斯"责任伦理"的主旨及其对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建设意义

　　如果说"对话伦理"突出的乃是对人类当下（包含过去之维）生存的一种"近距离伦理"关照。那么，"责任伦理"强调的则是对人类未来（含现在之维）生存的一种"远距离伦理"关怀。在《责任原理：技术文明的伦理研究》一书中，汉斯·约纳斯针对现代技术自身所内蕴而又难以克服的二元悖逆特征进行反思基础上，把责任原理（如对大自然、人类未来等负责）视角引入了伦理学，使责任伦理成为了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中心。人类为何要生存？何以要对未来人类负责？通过上述两个发问，约纳斯把问题的根本直指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存所须臾不可离弃的自然界。在对自然之目的性和价值性的本体论证明中，他为人类责任伦理学确立了一种深邃的"形而上"理论根基和实践动力。立基于此，约氏通过技术风险的"忧患启迪法"来测度、限制和规范其发展，从而使之为人类的整体的未来生存负责。就此，约纳斯"责任伦理"之于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启示在于：

　　第一，黄金大米事件不仅反映出转基因作物研究对人之存在根本的德性人格的"遗忘"，也凸显出其对自然界既有生存秩序理解的片面和肤浅。转基因农作物已打破了生物学的群种属科目之间的自洽界限，实现了不同层次物种的"杂配"，由此可能造成更加难以预料的自然生态危机。而责任伦理主张自然世界如同人类社会世界一样，都具有自身独立的目的和价值，要求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不伤害自然和真正尊重自然为前提。对自然自在性的尊重，也就是人类社会的自我敬重，而人与自然存在的共生相契性模式，利于消解了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科术崇拜观念。

　　第二，黄金大米试验所标榜的以丰富和均衡人体营养结构的"长远"目标，也难掩其对"物性"以及人类中心理念执迷的短见。责任伦理主张科学研究要以为自然和人类未来后代负责为己任，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因利忘义。就此，责任伦理通过对科学研发中"物性"（物理）研究与人文观照、当前利益与长远价值的均衡发展的突出，有利于矫正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中以"物性"压制"德性"，以人类宰制自然世界的"工具理性"主义。

　　第三，黄金大米事件实质乃是以科技为支撑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的一种内在危机。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命再造技术不仅解构了传统文化伦理精神，也摧毁了科学神话本身。而以"敬畏生命"为主旨，以观照自然与人类遥远未来为根本的责任伦理，则通过对自然之自在目的性和价值性的强调，祛除了现代文化观中的理性至上神话，进而为人类新型文化伦理的建构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