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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节忠尚从

　　中国传统伦理崇尚“忠义”、附从，这种思想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并且为维护这种制度服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的是臣子、百姓对君王的绝对服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家庭或者再扩大一点以家族作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单位，人们交往狭窄，非常重视血亲、姻亲关系的作用，人的知识和生活的本领主要依靠上辈人的教育和传授，因而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到人伦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就形成了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和官僚体制，使得社会形成了宝塔式的等级制结构。在宗法制度下，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孔孟从“仁爱”原则出发论及了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谓大本。”自从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地位，这种节忠尚从的思想不断得到强化。系统阐述等级伦理的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阴阳之道。均为阳，臣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从而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地位，于是形成了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精神的等级伦理精神。董仲舒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进而将“三纲”神学化。宋明理学家又提出“君尊臣卑”的观点，并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进一步将等级伦理理学化。在这种伦理精神支配下，封建宗法制和等级制固化了人们的地位，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由此衍生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宗教式的大众教义，对女子强调“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凡是忠于君、忠于父、忠于夫、朋友互忠的就是讲“义”，就是讲“德”。

　　这种强烈的等差观念强调的是绝对的人身依附，“血缘基础上形成的‘自然道德’的阻力就在于，它不承认人与人是平等的，它一定要‘爱有差等’”。从组织权利结构来讲，君权至上，决定一切；下级权力绝对服从上级权利，各级官员惟命是从；普通百姓只能任由命运主宰。

　　这种节忠尚从的伦理精神对于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维护决策的严肃性、保证社会的稳定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衍生出了盲从、官本位观念、特权思想等，这种从上到下的纵向权力来源容易导致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下级为了保住官位盲目执行错误的决策；执行错了的，则文过饰非，百般掩饰，推脱责任；为了升迁则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甚至行贿营私，形成关系圈和利益链，更严重的结成朋党，阻挡正常组织权力行使的通道，造成权力的异化。古代皇帝清除的朋党，大多以“圈”的形式出现的。现代社会反腐惩贪，扒起萝卜带起泥，一打一大片，就是这种关系圈、利益链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三、关于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思考

　　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它既有团结，也有分歧，既有统一也有对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求同，也有存异，既讲服从统一意志，也讲个人心情舒畅，但不管是那一对哲学矛盾，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达到“合”，即达到团结统一，这样“从善如流”的领导班子始终充满活力，富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样保持这样的活力，需要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又需要结合现时代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构建现代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

　　1、讲究真诚与友善，正确处理好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情谊观

　　领导干部要做“君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一词的有一百多处，什么是真正的君子？这就是要在讲真诚与友善的基础上，处理好赞成与反对、颂扬与批评、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凡是认为主要领导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做的事都拥护，这样的人不一定都怀着好心、真心，不是真正的君子。《论语》曰：“巧言令色，鲜仁矣”，《阳货篇》、《公孙长篇》中对“巧言令色”的斥责还有两次。曾子曰：“胁肩陷笑，病于夏畦”，意思是耸起肩头做出讨好人的笑脸，这就好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带病在地里干活一样。转

　　孔子提出的君子标准有三条：第一有善良之心；第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第三“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关于第三点我们在下一个问题再论及。第二个标准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想着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不是君子。孟子是从“居仁由义”的原则出发来论述君子的，在他那里，君子叫做“大丈夫”，“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意思是说，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不讲仁德的行为，假如一个人不是罪有应得而取了他的性命，这是不讲道义，为何我们的居所、行走的路上有恶行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仁”、“义”理解、应用不当造成的，所以，我们讲“仁爱”要看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是否适当，这样的话，你做大事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也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后人进一步按照孔、孟思维的逻辑发展线索拓宽了君子的涵义，即品德高尚正直、与人为善、做事讲道义且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就是君子，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来作为判断君子的标准，即使是封建帝王也不能把反对他意见的大臣说成是小人。因而我们“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这就需要我们因情而析，因事而断，看其一贯的言行表现。

　　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要讲“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个道就是道义、正义、真理、理性。那么，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搭档、好同事？孔子曰：“古有朋友，三益三损。友直、友谅、友多闻，为益；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孔子告诉我们交正直的朋友，心胸开阔的朋友，博学多闻的朋友。不要去交那些脾气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心怀鬼胎工于心计的朋友。“君有过则谏”，主张大臣对君王的过错要加以劝阻。后梁拜安城王国侍郎周兴嗣在《千字文》中写道：“交友投分，切磨箴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君子交往应该以做学问、做好人来相互砥砺，增进彼此的仁德。《弟子规》写道：“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当主要领导的要特别警惕下级中的谄媚者、阿谀奉承者、溜须拍马者，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奔权势而来，奔利益而来，都想谋一己之私利。清朝山阴金先生在《格言醒壁》中论述对这种人的态度时说：“能媚我者必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尽管在“能媚我者必害我”之处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凡“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我们要百倍警惕那些领导在台上就百般献媚奉承，领导离岗退休或者下台失势就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甚至还要踩上一脚的小人。马克思说：“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考验。”

　　2、讲究团结与统一，正确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和谐观

　　领导干部还要做“群而不党”的君子。一个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并不是说全体成员铁板一块，唱着同样的音高，没有矛盾。一个和谐的领导班子应该是在个人意见对立、展开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求得相对正确结论，还要允许个人或者少数人保留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求同存异。”据上所论，孔子提出君子的第三条标准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应该是“矜持”、内敛而不争名夺利，与别人搞好团结而不拉帮结派与另外的人搞对抗。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讲团结、和谐，但他不一定对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而品质低劣的人表面上赞同你，但他在内心反对你，背后捣你的鬼。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体现出了孔子“重和”的价值取向，但从论述中国鲜明地看出孔子是主张“求同存异”的。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普遍地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自己周围的人，搞自己的小圈子，而不公正、普遍地厚待大多数人。

　　然而，“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争”，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身上的动物性的表现，或说是人出于本能的一种情绪表现。墨子曰：“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忘。”这里讲的“利”，有权利、利益、名誉、地位、威望等。前面讲的，孔孟是不主张争利的，孔子连射箭这样的娱乐活动都主张不要分出胜负，执手登台、退而饮酒不去算输赢。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但是世界没有争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争的大多数不是利，多数情况下是站在不同角度对问题的不同主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了争论怎么办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者都主张“调和”，孔子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提出“执两用中”、“致中和”，孟子的“人和”，荀子的“群居和一”等。宋代哲学家张载对中国的“调和”哲学做了很好的诠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调和的手段是什么，即以什么标准来调和矛盾？孔孟等主张从“义”出发，惟从是义。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不逋也，无莫也，义与之比”，也就是说领导要做到不强求别人，不刻意去反对人，一切惟道义行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董仲舒也说过，君子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张载更是从上天赋予的理性观念出发，把正与反、对与错、是与非、分与合的检验标准看成是上天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