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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念的范导性应用原理如下:纯粹理性的理念不能够被看成是涉及经验范围之外的对象，而只是理性自身的整全性要求。但“这种整全性仅只是原则的整全性，不是对象的完整性，尽管在为了把这种原则的完整性确定地表达出来时，理性将其设想成对一个客体的认识，但这个客体只是一个理念”瑏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先验理念的整全性当成对象性并据此来下判断，一旦这样做时，就造成了对理性的滥用，因为“理性从它们出发的假设性应用真正说来不是建构性的……相反，它只是范导性的，以便尽可能地由此将统一性引入特殊的知识，由此使规则接近普遍性”瑏瑢?。通过规定先验理念的范导性应用，康德实质上就规定了科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通过这个新的本体论根基，康德一方面否定了教条主义对理念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反对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形而上学的攻击。这就是说，科学的形而上学只能以先验理念的范导性应用为基础。但是，这种解答终究是个悲剧性的结论，它告诉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终究是不可能的，哲学只能要求比过去具有一种更加合理的理性形式罢了。我们再回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如前所述，青年维特根斯坦在写作《逻辑哲学论》之后，曾一度认为所有哲学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这种解决就是对语言的清理与重建工作。但是，《哲学研究》的发表则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态度的诞生，学界也以此为标志界划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区别于《逻辑哲学论》时期的早期维特根斯坦。早期维特根斯坦极力反对日常语言在哲学上的错误运用，并力图用一种人工语言(事实语言)来表达哲学。然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一反早期通过人工语言解决哲学问题的思路，将其思考转向对人类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意义的关切，放弃了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这种对语言的重新关注和理解，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态度的改变。

　　后期维特根斯坦已经完全放弃了以人工语言表达哲学的理想，这就意味着哲学语言只能选择日常语言并采取相同的语法表达形式，其他的选择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是描述性的，它不可能提出任何类型的新理论，因为哲学问题不像科学问题那样可能通过新知识的积累而得以解决。因此，哲学的出路只在于重新对哲学表达方式———语言的正确运用进行描述性的分析。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困境根本上不在于知识的贫乏，而在于以往的哲学家不了解语言的本性，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可以直接对很多日常性的事物进行提问和定义，但是生活中还有一些特殊词汇，如“时间”、“世界”、“心灵”等，对于这些词汇，当我们像日常用法那样混同于一般词汇的常规用法进行提问(什么是……)和定义(X是……)时，形而上学问题就产生了，进而哲学家们就为这些虚假的问题争论不休。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家的一种思想病态。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学中，超越特殊追求一般性和本质性是一种很正常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方法却并不适用于以日常语言为表达方式的哲学。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清除哲学问题来纠正各种偏颇、狭隘、固执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虚假根源于人对语言的误用，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通过对思维方式的矫治以达到对人类健全理智的认识:“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对理智进行蛊惑的战斗”瑏瑣?，只有通过纠正对语言的误解来消除哲学问题，才能矫正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对日常语言的描述和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是简单的，它也只能说那些平凡的事情，因为真理本来就是简单的、直观的，“一种思想的力量因其简单性而直接赋予了我们的理性”瑏?瑤。当然，哲学毕竟是简单性与复杂性并存的。“哲学的结论虽然是简单的，但是哲学用来达至结论的方法却不可能是简单的。”对于哲学的结局而言，唯一的结论就是放弃那些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命题，回归到日常经验上来。甚至，日常的事实经验是更为重要的，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事实恰恰是真理之本质性力量的来源。思考生活的经验事实未必就比思考形而上的命题更为低下，实际上思考生活的经验事实甚至比思考纯粹的知识论问题要困难得多。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维特根斯坦和康德一个富有意味的对比:同样面临形而上学问题的知识论困境，两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很不相同。对于康德而言，尽管事关先验理念的“先天综合判断”终究不可能，但仍对形而上学保持着信心，那些理念尽管“不可知”但仍具有重要的“范导性”作用，规定着未来的科学形而上学;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而言，形而上学是语言着魔所导致的思维的神志不清，哲学应该从形而上学的语词转到日常经验层面以寻求生活世界的真理性，获得健全的理智。

　　三、结论:从哲学思辨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变革逻辑

　　康德的时代是启蒙精神蓬勃发展的时代，对理性的坚信和发扬促使康德始终将科学的形而上学形态作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经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经验地基于其上获取的知识可以保证可靠而普遍的信念，但理性批判的结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为人类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终究是隐而不显的。正因此，对于终极的价值信念只能信仰却无法认知，道德的本质只是一种义务。青年维特根斯坦则看到了比“理性批判”本身更为基础性的工作———“语言批判”，早期维特根斯坦仍受罗素、弗雷格等早期分析哲学家的论文范文影响，企图建立一种人工语言的联结来达到思想与世界的逻辑同构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几乎以近于几何学的严格性定义引入基本概念，但其结果并不成功，《逻辑哲学论》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逻辑自洽。毕竟，哲学概念不是几何概念，概念的内在力量并不是靠严格定义来获得的。当然，《逻辑哲学论》的探索是开创性的，从康德时代传统哲学对于理性自明性的诉求到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澄清，哲学更深刻地展现了人类思想的限度和深度。基于对《逻辑哲学论》内在困境的认识，通过写作《哲学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展开了对《逻辑哲学论》的反叛，坚决捍卫常识:妄图在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关于独立的哲学语言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的答案，哲学的表述也不可能逃离日常语言的牢笼。对于语言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能脱离语言的自然理解，也不存在抽象的分析，我们的语言没有一种唯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哲学不为任何问题提供终极答案，更不可能重新构造一种完善的理想语言。哲学只是对思想的治疗，以矫正语言的误用对理智的蛊惑。哲学应该“要看不要想”，要看清楚所有的生活形式，而当看清楚了一切之后，哲学问题就终止了。这种观点也许比《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更悲观，但给我们带来了更重要的启示:哲学本就是起源于对生活的惊奇，也应当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对康德哲学观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康德批判哲学进行理性批判，本意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但理性批判的结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为人类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无处存身，导致终极的价值信念只能信仰而无法认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最初目的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思想的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到后来却坚决捍卫常识，重新认识到在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界线，哲学需要回归日常语言的生活世界。总体上看，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到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哲学，其中隐含着近现代西方哲学观演进的历史逻辑: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观变革的根本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