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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黑人两性关系之对立的不确定性

　　小说中另外两位重要的黑人女性，索非亚与莎格则是女主人公成长的引路人。她们促使女主人公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索菲亚和艾伯特的儿子哈珀的婚姻使西丽第一次看到不同于自己的和母亲的婚姻情况。在后两者的婚姻生活中，西丽看到索菲亚的强势。与她不同，索菲亚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根本不会按照丈夫说的去做。“她的一举一动跟我的完全不一样”（46）。索菲亚这种超越传统家庭观念的妇女，以及她勇敢实践的行为燃起了懦弱的、听话的西丽的妒忌之心。西丽对哈珀说“打她”（27）。但出乎意料，索菲亚竟然如此具有反抗男性的精神，“如果他揍我的话，我会揍死他的”（30）。这使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女人是打不得的”（46）。但此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本来也应该是打不得的。

　　莎格则是西丽成长的精神引导者。在西丽眼中，莎格这一女性角色是一个融合了两性特征的形象。莎格改变了艾伯特，表现出了莎格身上的一种“男性”气质。从莎格身上，西丽并没有看到男女两性的对立。除此以外，莎格的美貌与自信也深深感染了“丑”西丽，带她走进了作为女性美好的一面。小说中的莎格给予西丽持之以恒的关爱与支持。她的这些举动无疑在帮助西丽建立自我意识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莎格使其意识到男女两性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它也可以有另外的模式。西丽自我意识的成长增加了两性关系改变的可能性。

　　从黑人男性的角度来看，黑人两性的关系也并非一定是压迫与被压迫。比起黑人女性，黑人男性更像是种族主义与父权制的牺牲品。在美国社会中，他们是白人歧视下的“黑鬼”。在性别划分中，他们虽然生为男性，却比白人女性低等。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对家庭中的弱势群体的控制来体现自己作为男人的权力与尊严。他们的文哲艺术男性气质退化成残热和疯狂虐待妻儿的行为。艾伯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艾伯特在最开始压迫西丽和对西丽实施家暴的另一面，是他不敢反抗父亲而与莎格结婚的胆小与懦弱。所以，艾伯特是复杂的，他并非一直是残忍无度的男权主义者。他对待不同的女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他深爱的莎格，他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疼爱;而对于贤惠但丑陋的西丽，他则通过殴打来取得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所以，从艾伯特对待女性的不同态度可以发现，从黑人男性来看，黑人两性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关系。 

　　三、黑人两性关系之和谐统一

　　西丽自我意识的提升和艾伯特走出男权中心主义樊篱，成为《紫颜色》中两性关系最终由对立走向统一的必要条件。索菲亚与莎格对西丽自我意识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最终促使西丽走向人格独立的却是其妹妹耐蒂。艾伯特藏匿西丽妹妹来信达三十年之久，得知真相后，西丽与莎格联合起来对抗艾伯特。随后，西丽离开丈夫，随莎格前往孟菲斯，并在莎格的房子里做起了裤子。“做裤子”这一隐喻则象征着西丽完全建立起自我主体意识，她不再依附于艾伯特，变得完全独立于丈夫。在这本小书中，裤子可以看成是西丽经济独立与人格独立的象征。

　　然而，如果只有西丽这样的女性单方面的观念转变，而艾伯特依然保持现在的自我，这样的两性关系还会继续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与西丽命运相同的是，艾伯特的思想也深受父辈的影响。小说中艾父正式出现只有一次，即当他听闻艾伯特将生病的莎格带回家修养时，前来告诫儿子不许继续与莎格有往来，否则以自己提供给艾伯特的地皮、房屋要挟他。艾父不允许艾伯特娶心爱的莎格，并用十分卑贱下流的词汇来形容她。由此可见，艾伯特的爸爸也是一个控制欲十分强烈的典型的父权主义者。父亲作为艾伯特成长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其思想观念、对待女人与孩子的方式必定对艾伯特产生深刻的影响。艾伯特无法从父权压迫的环境中学到尊重和善待自己不喜欢的女性，将所有女性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来对待。

　　两性关系归于统一，还需要作为另一方的艾伯特转变与成长。在遭遇一直奴隶般伺候他的西丽与他为敌，进而离他而去的时候，他的转变与成长又是令人震撼的。当西丽再次见到艾伯特，他完全变了样：“努力信起教来”，“干活可真卖力气”，“像个女人一样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153），并且与西丽平等地聊天说话，就像一对旧友。后来，艾伯特竟然同西丽“一块儿坐着做针线活”（190），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艾伯特彻底转变了，也成长了。由此可见，此时的他已经走出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樊篱。沃克曾说，艾伯特是一个我深爱的角色，这显然不是因为卑鄙和对妇女的压迫和早期的粗鲁，而是因为他走到自己内心最深处寻找改变以及成长的勇气。[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