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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教北大，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论文联盟http://国年间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这部教材已经连续再版9次。1943年，陈衡哲应周恩来之邀到访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周恩来对她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陈衡哲及其著作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陈衡哲的《西洋史》继续受到关注，上世纪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进入21世纪后东方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岳麓书社也纷纷再版此书。这样的出版密度在同类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可见此书作为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国内学界对陈衡哲及其著作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就笔者所知，仅有何成刚、张安利的“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和黄蕾“陈衡哲史学成就论略”两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以《西洋史》为着眼点，对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为窗口，探寻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观。 

　　 

　　一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 

　　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梦想，即可实现。”由此可见，陈衡哲把国际主义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 

　　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 

　　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

 

 

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论文联盟http://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其次，陈衡哲承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不足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许多进步，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留下来，因此文化的力量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指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发展与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 

　　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理想：“一个国家个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具体而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个性发达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伟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梦想的一个希望吗?”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消除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基础，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可贵的国际势力。”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量。 

　　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交流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部分，陈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动了上古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许多章节中。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行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交流不应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达到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基础。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 

　　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理想，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考。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为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该“凭着自己的天才”，“去创造一个新道路”。但遗憾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模拟大运河(代表被人创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创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陈衡哲叙述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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