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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她的《西洋史》及其世界历史观对于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陈衡哲引入了美国先进的历史教学方法。在就读瓦莎大学期间，指导陈衡哲的是两位很有能力的教授：历史系主任露西·沙蒙(lucy

和欧洲史教授埃勒维兹·埃勒雷(eloise ellery)。她曾选修露西·沙蒙的“新闻纸的历史价值”课程，考试时老师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发给每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下面的报纸中，编出那一个时代和地方的小史来。”这论文联盟http://种考试形式非常新颖，突出了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这使陈衡哲受益匪浅，她体味到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和师生互动的重要性，这对她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后，她将这种方法引入其世界史教学，鼓励学生自己寻找史料。但是在当时，即便是在北大，可用的材料也并不是很多。正如陈衡哲所言：“(编著《西洋史》的)第二个动机，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所以说，《西洋史》本身乃是实践国外历史教学法的产物。这种方法摒弃了“注入式教育”，为沉闷的世界史教学注入新鲜空气，也是陈衡哲对文化交流和借鉴的亲身实践。 

　　其次，陈衡哲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当时，世界史应该研究什么，应以何种观念进行研究，都在探索之中。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范围。陈衡哲所写的是欧洲史，但这个欧洲不是“地理的欧洲”，而是“文化的欧洲”，所以除了欧洲之外，该书还涉及了西亚北非地区。按照作者的计划，该书还应包括“欧化”的美洲，但由于篇幅所限，这本著作中并未包含美洲部分。但是《西洋史》的讨论范围还不仅限于此，书中的许多论述都涉及亚洲，上文提到的亚洲国家的三条发展道路就是个例证。在讲到新帝国主义的时候，她还特别写了中国。换句话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是包括中国的，而且中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她的世界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整体史的思路。这一思路是作者重点强调的，例如，在谈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时，陈衡哲写道：“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陈衡哲的整体史观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认为世界历史应该研究人类全体，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二是虽然她所写的是欧洲史，但她希望从中得到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适用于整个世界，中国当然也包括其中。但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被排除在外，于是世界史变成了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不得不说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观念。陈衡哲强调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她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它“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在世界史研究中以文化和文化交流作为主线，这一观念不仅在当时为世界史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甚至对于当今的世界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宏观世界史或曰全球史就非常关注整体史和跨文化交流，其理论和方法与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再次，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从受压迫国家的角度思考世界历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洋史”类著作往往以欧洲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但陈衡哲的《西洋史》却并非如此，该书对欧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对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侵略尤为不满。在讲到新帝国主义时，陈衡哲提到了中国，她写到：“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标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机会，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的机会是最为广大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显然，她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而不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叙述殖民扩张。又如，谈到未来发展时，她认为各国应该“以己国对于文化的贡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发达国家个性的第一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不以富贵利禄为荣的“高尚孤洁之士”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可见陈衡哲希望中国的道德准则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标杆之一，这个呼吁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此外，陈衡哲指出的亚洲发展的三条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这正是她所否定的。因此，陈衡哲显然是不赞同“全盘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观并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她的“精英意识”上。陈衡哲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造成这种精英意识的主要原因。她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如冯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陈衡哲显然认为自己能称职地担任一个与外国读者交流，告诉外来世界一个真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经历说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试图向外国读者确立自己资格的关键步骤。然而陈的这一做法其实造成了一个她不能解决的悖论，即，她根本不是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陈衡哲认为知识精英可以担当中西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不得不说是陈衡哲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不足之处。 

　　陈衡哲的精英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衡哲认为能担负起文化交流使命的精英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陈衡哲将女性分为天才女子和普通女人两类，她认为前者要走出家庭贡献社会，而普通女人要相夫教子。如果将这一逻辑推而广之，那么就可以笼统地将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两个阶层。陈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在《自传》中她写到：“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别是读书人常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她在后文又写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人。”由此可见，作者心中的“精英”并非当时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陈衡哲自己显然就属于

 

 

“文化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在《自传》结尾，她特别将中国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女留学生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陈衡哲相信文化交流是国际和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她留学的意义也就溢于言表了。简单地说，陈衡哲的精英观念与强调文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她看来，只有精英才能担负起文化交流的重任。 

　　另一方面，虽然同情一般民众，但陈衡哲并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将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视为历史的缔造者或救国于危难的人。这一点在《法国革命》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七月十四日的那一天，那一群巴黎的暴民，便携棍带斧的去攻那个古堡。他们残杀了看狱的兵士们……自此，法国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开始了。”将法国大论文联盟http://革命视为“暴民政治”不是《西洋史》的首创，但如此描述轰轰烈烈的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大事件似不多见。她将巴黎人民称为“暴民”、“流氓”和“游民”，还在文中突出了民众的贪婪，“人民又希望宪法一成，租税可以从此不出，面包可以不劳而获”。在谈到法国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时，书中写道：“下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也始终是革命的打鼓敲锣者；中等社会……是那个运动的重要主人翁，平民不过做做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助助威风罢了。” 

　　综上所述，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从研究视角来说，陈衡哲强调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意义，这是世界史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从教学实践层面来说，她所引进的教学法至今都有借鉴价值。从治史理念来说，她的西洋史中也包括中国，陈衡哲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世界历史来启发中国的发展之路，这些都为当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