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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贫富差距还将长期存在，而且在社会转型期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应当深刻分析贫富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借鉴有益因素遏制分化的进一步扩大，保障社会长治久安。贫富分化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还会在特殊情况下演变为政治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通过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贫富分化；改革；合法性；党的建设 

　　中国原始公社的解体产生了私有制，贫富之分也随之出现。贫与富相伴走过几千年的历史，唐以前的封建朝廷大都秉承为民制产的精神，轻徭薄赋、节制资本。唐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间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贫富的出现虽打破了先民对于天下大同理想社会的希冀，但也衍生出先哲对于贫富观朴素的认识。例如《论语》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则是古人对穷人和富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国人则普遍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综合国力和相关政策的原因，民众处于普遍贫穷的状态，物质层面的贫穷被精神层面的充实而掩盖。然而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初短短三十八年的时间中国便迅速转变为贫富差距突破危险限度的国家，个中原因和由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影响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一.贫富问题在我国的现状 

　　国际上常用收入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1月20日发布，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相较于收入基尼系数的是财富基尼系数，由居民所拥有的财富来测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该报告称，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贫富差距在我国不仅表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在城镇内部、乡村内部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区域之间自然是东中西三个部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过大差距，有人戏言从中国上海沿江上溯至中国西部就像是经历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乡之间的分化表现的就更为直观激烈了，在长期的城乡二元制发展模式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广大农民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但是在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并未很好的反哺农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长9.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由此可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在增速上超过城镇，但在基数上仍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加上各种城市居民享有而农村居民可望不可及的福利和保障，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接近6：1。在最发达的北京上海也存在大量的贫困阶层，而在西部落后地区也存在大量的超级富豪亦是目前中国贫富分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贫富差距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势必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其中，由严重的贫富差距所引起的消极社会心态，就是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城乡居民普遍感受到了贫富差距的存在，对这个问题形成了泛社会化的认识，同时对社会成员做出“富人” 与“穷人”的划分，阶层的构筑消解的是社会整合的趋势。与此同时相当多数的社会成员对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持否定性态度。 

　　人们为什么会认为贫富差距的现状是缺乏合理性的呢？这种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下海潮、经商潮中为何没有出现？在那个时期，大锅饭的格局刚刚打破，人人都可以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扔掉贫穷的帽子，社会上对“万元户”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人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渴望捞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现如今仇富心态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阶层呈现固化趋势，缺乏流动机会，社会身份出现代际传递，“穷二代”“富二代”等名词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即是例证。因出身不同带来的差距更为明显：1.“穷二代”基本没有了他们父辈在改革初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冲劲，他们大量的进入城市的私营工厂打工，住在简陋的城中村，网吧和工厂附近的简易迪厅是他们工作之余排遣寂寞的地方，被人称为或自嘲为“屌丝”，随之产生的还有屌丝心态、屌丝文化，通过网络抱团取暖。当处于社会中下层和在改革进程中掉队的人被民粹主义裹挟后，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产生，“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愈是社会底层，愈有道德良知”真理和道德被认为掌握在社会底层手里，而与之对立的精英则被认为是腐化堕落的群体，一切与富人、官员等相关的问题都会引爆成社会热点，仇官、仇富的负面社会心态愈发不可收拾。相较于十九世纪的美国和西欧，美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欧那样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现象，正是因为在那片新兴的热土上，奇迹在随处生发，社会流动性大，上升管道没有像西欧那样被堵塞。2.反观“富二代”，因这个群体自出生起便享受起父辈创造的物质财富，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部分人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中不学无术但又渴望被人“尊敬”和“重视”的人便通过炫富来找寻存在感，西晋时期的王恺和石崇就是通过竞富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古人云：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富二代”的炫富行为加深了人们对于贫富分化的直观感受。 

　　二、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 

　　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在社会中扮演着酵母的角色，它使社会不致陷入死水般的平静，使人们保有向上的精神；但是差距持续拉大到分化的程度便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社会发展同样会停滞或倒退。我国当前基尼系数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当然有政府职能的失位、既得利益团体资本的扩张等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改革开放特定的发展阶段。试想如果在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民生凋敝、普遍贫穷的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和僵化的体制，现如今的中国会是一副什么模样？会不会像近邻朝鲜那般，亦或是像古代社会那样：因贫穷饥饿产生流民进而形成分裂社会的洪流。由此可见彼时的中国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走出困境。 

　　用历史思维看，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做大蛋糕，市场经济就是要鼓励创新、重视科技，因此这阶段必然出现贫富差距。用辩证思维看，我们既要看到富人为何富，也要看到穷人为何穷。有人说“人穷志不穷”，但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也是人之为人和人发展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不思进取，不为过上小康生活而努力，他也是不值得尊重的。用战略思维看，任何决策都会伴随一定的代价，以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换取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也是历史的规律。 

　　（一）改革特有的阶段性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同时也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支持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通过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通过分配方式的差异化来搞活经济，做大蛋糕的份额，在此基础上改变效率和公平的优先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弄潮儿就在紧跟改革步伐的过程中先富起来了，其后，在改革的每一阶段都会产生相应的富裕群体。例如：在价格双轨制时期的“倒爷”、金融领域改革初期靠原始股暴富的股民和券商、国企改制时期获得煤炭经营许可证的山西煤老板群体和鼓励开发房地产时期的房地产商等。 

　　越与市场化进程保持一致就越有可能先富起来，而墨守成规、思想不解放、亦或是懒的那部分人便输在了起跑线上。在改革初期当大家跑的还不是很远的时候，如果能够奋起直追是能够赶上甚至超越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演变成整个社会仇富的负面心态，反而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腾飞的药引，“不待扬鞭自奋蹄”是彼时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到2016年已历时38年，改革第一代人如今大多已是花甲之年，贫富代际传递的危害开始显现，“富二代”、“官二代”凭借占有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在与“贫二代”的竞争中保有巨大优势。此时的比赛已从田径场转移到赛车场，改革初期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只是有人跑的快有人跑的慢，有人步行；经济的发展让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赛车场上有超跑、有中高级车、也有低档车，车的性能会在赛车场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非尽善尽美，一些人就通过钻空子的方式寻求灰色收入、甚至于是黑色收入。“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一种隐性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它既不同于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非法收入，又不同于合法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其最大的特点是非公开性，即以种种手法和“技术外理”逃避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例如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的流失和垄断行业收入。而黑色收入则纯粹是非法收入，必须严厉打击。另外，国家层面没有做好再分配的工作，比如：遗产税迟迟未能浮出水面而个税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工薪所得税”，已有的其他税种也未得到严格执行，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这一方面增加了偷税漏税者的财富，同时也削弱了政府再分配能力。一些垄断企业在初次分配中因拥有垄断经营带来的高额利润，而超过其他行业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油电行业。 

　　（三）个人因素 

　　个人的出身、禀赋和潜力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贫富差距，一般而言出生在城市高干家、高级知识分子或大商人家庭的孩子在起点上就拥有了同龄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相应的个人潜力和能力也会在后天的学习过程中呈现巨大差异。各种技能加成会在日后的财富分配中显现出来，例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家获得者奖金500万、某些明星的一次出场费会达到几十万、2014年作家韩寒靠版税收入1600万等，这些收入是靠按劳分配的工薪阶层无法做到的。 

　　三、对缩小贫富分化的一点思考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继续做大经济的蛋糕，不能因为贫富差距的存在就放慢步伐，因噎废食。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主要是针对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额财富的人群，另一方面是中下收入群体因社会未筑牢的安全网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再一方面，有着社会稳定压仓石之称的中产阶级在中国数量还未占优势且多沦为房奴，因此这个群体对现状也存在着不满和焦虑的情绪。如何避免社会由分化演变为“一袋马铃薯”似的沙化？如何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我们必须通过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具体而言无外乎继续发展生产力、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保证就业、扩大社会保障和完善税收制度。张居正上疏明神宗实行考成法的《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应当抓住牛鼻子——完善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科学的政策引领、全体党员的不懈奋斗来持续做大蛋糕；同时还应紧抓作风建设不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政风社风民风。让广大群众看到党在努力、让人民理性看待改革期间难免出现的分化问题、让群众愿意给予我们做出改变所需要的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线，统筹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统筹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科学回答了“怎样管好党、治好党”这一时代课题，形成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各级党员干部都应深刻领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要思想。牢记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相信贫富分化问题自然能够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推进而逐步消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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