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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弱”到“强”的瓶颈之所在

　　笔者以为，学报实现由“弱”到“强”的跨越，瓶颈在期刊评价与社会认同。这是两个既相关又有别的概念。当今期刊的社会评价常为评价机构所左右，但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学术共同体终将成为期刊评价的最后定音者。名刊工程建设六年来，名刊学报纠结于评价数据与办刊规律的矛盾之中，而各项评价指标的显著提高并没有根本改变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名刊学报的看法，足以令学报人反思其对期刊评价的立场。

　　三、报刊体制改革：转型与发展的难得机遇

　　上述困扰高校学报发展的四大瓶颈由来已久，如果说它们以前是隐性的，那么名刊工程所确立的“专、特、大、强”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展开的建设工作无疑使得它们成为显性的了。名刊工程在前行的道路上，总会与它们不期而遇。突破它们的阻碍，也就成了名刊工程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不仅是名刊学报，对于大量高校期刊(主要是学报）这些瓶颈也是普遍存在。因此，突破这些瓶颈，是所有高校学报的必然选择。然而，上述四大瓶颈并非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很难做到各个击破、局部改观，这就大大增加了突破的难度；其总根源则在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至今并无本质变化的高校学报体制，瓶颈的突破必须从根源上开始。

　　(一）高校学报改革的“上、中、下三策”

　　早在提出名刊工程设想的同时，袁贵仁就提出了高校学报改革的三个可行路径，即‘‘上、中、下三策”，简单地说，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显然，对于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上策是根治之法，中策是变通之法，而下策只是补救之法。之所以在上策之外，还有中策和下策，正是因为上策知易行难。

　　其实，在六年前名刊工程的设计过程中，就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打破现有的一校一家综合性学报的格局，建设专业性的高校名刊，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高校学报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学术期刊的规律和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这种名刊建设的思路实际上就是袁贵仁所言的“上策”。但这个设想未能付诸实施，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均为综合性学报，至今也都难启向专业学报转型的步伐。解析其中的原因，不能不说障碍主要来自于体制:我国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行政审批和业务管理分属互不统属的两个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教育部无法单方面主动变革高校学报体制，而新闻出版总署却又无法有效地介入高校学报的具体办刊事务。一校一家综合性学报的格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改变这种格局，就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在国家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报刊体制改革只是其一部分）尚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当时几无可能做到。另外，体制的惯性也导致了办刊观念的僵化，对于许多办刊人和管理者来说，早已习惯了固有的综合性期刊的办刊和管理模式，谁也没有勇气轻易丢弃已有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办综合性学报的传统。因此，在六年来的名刊建设过程中“上策”（专业化）没有实现的可能“中策”（联合办刊）虽有尝试，却举步维艰;各刊基本上都在“下策”（内涵式发展）上做足了工夫。诚如袁贵仁所说“这虽是下策，但是最实际，目前最普遍可行的”，多少有些无奈。

　　(二）启动中的报刊体制改革

　　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则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沿”，随着出版社改制进入尾声，报刊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主其事的新闻出版总署与教育部一样，也已明确意识到了高校学报体制问题，李东东副署长最近指出：“高校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在学术成果创新、服务学科建设、培养科研人才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封闭办刊、理念落后。缺乏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文章缺乏现实性、针对性和原创性。二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没有明显的学科特色，个人或研究部门订阅较少。三是资源分散，出版力量单薄，对一流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成果缺乏吸引力。”可谓一语中的。李东东还指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步报刊业改革中加以解决”；高校期刊改革的路径是“第一，要进一步优化高校期刊结构，鼓励高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在从严控制、科学评估、扶优汰劣、促进繁荣的原则下，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建立高校期刊准入退出机制，对大学学报实行优胜劣汰，促进学术期刊质量提高。第三，要进一步深化高校期刊出版单位改革，鼓励高校期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创新高校期刊出版体制。要把分散的办刊力量集中起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刊经验，形成一批开放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