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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综合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空间关联性。综合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来看，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间对外开放发展程度空间负相关性显著，且表现出空间上微弱的高低（低高）集聚现象。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分布特征存在不同地区相互嵌套的关系，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与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低、对外开放程度高（综合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开放程度低）在空间上间隔邻接，不同时段分异特征随之发生改变。

　　2.2.4综合经济—科技与教育投入空间关联性。综合经济—科技与教育投入水平空间相关指数来看，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经济与表3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影响变量与综合经济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地区之间科技与教育投入水平的GMI指数为正值，并且有呈不断增长趋势。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间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教投入大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上综合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投入力度大的地区呈现集聚现象，表明科技投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2.2.5综合经济—发展成本空间关联性。从表3综合经济—发展成本空间相关指数来看，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I指数有正有负，并且其绝对值均小于0.1，在空间上随机排列。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经济发展与发展成本在空间上随机组合，并未形成空间集聚或扩散现象，可能是受到各地区的产业政策及自身发展条件的限制。

　　3、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空间自相关分析已经定量证明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以及显著地区差异性。证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再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要求的区域之间相互独立的先验假设，导致基于OLS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及推论可能不够可靠，需要引入空间差异性和空间依赖性对经典线性模型进行修正。为更进一步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格局演变，探究各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采用GWR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对200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地域空间单元数据进行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限于篇幅，以2000、2006、2012年为截面对GWR结果进行展示。

　　3.1GWR模型构建与结果检验

　　根据单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长江中游地区综合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扩散状态，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性为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设长江中游城市群某年某城市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为yi，第i点的坐标为（μi，vi），构建GWR模型为：yi=β0(ui,vi)+β1(ui,vi)(T1i)+β2(ui,vi)(T2i)+β3(ui,vi)(T3i)+β4(ui,vi)(T4i)+β5(ui,vi)(T5i)+εi式中：β1(ui,vi)为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回归系数；β2(ui,vi)为地区经济效益回归系数；β3(ui,vi)为对外开放程度回归系数；β4(ui,vi)为科技和教育投入回归系数；β5(ui,vi)为发展成本回归系数；Tki（k=1，2，3，4，5）是解释变量矩阵；εi为常数项，且服从方差为常数的正态分布。

　　采用AIC信息准则法，得到2000、2006、2012年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各变量GWR模型结果，可知调整后的模型拟合优度（R2Adjusted）基本达到80%以上，整个GWR估计模型能较好地模拟各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3.2各变量对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

　　3.2.1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和生产率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正向关系，与实际吻合。从回归系数绝对值空间分布来看，由武汉城市圈向长株潭城市群逐渐扩散，最小值大部分出现在长江以南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长江以北的皖江城市带地区。这是由于江西省是传统的农业省份，非农产业较为落后，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影响不明显。而从2010年开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从数据分析，随着承接产业转移并没有为该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变化，皖江城市带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调整产业格局，吸收发展前景比较好的产业，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集聚效应。对比分析，五年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平均值逐渐增大且高值区分布区域逐渐扩大，说明该因素影响范围逐渐增大，这解释了2000—2012年以来，武汉城市圈内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生产率提高，使得产业结构演变对其他区域辐射增强。

　　3.2.2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地区经济效益对城市综合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从空间分布来看，地区经济效益回归系数绝对值总体呈现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较高，以皖江城市带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较低，说明地区经济效益对前者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高于后者。从回归系数空间变化上看，2000—2006年，地区经济效益对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的地区由武汉城市圈西北部转移到长株潭城市群南部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西南部；2006—2012年，这一趋势逐渐向西过渡；2000—2012年，地区经济效益对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低的区域始终集中在长江北部皖江城市带，且低值区逐渐向中部偏移。从GWR模型回归系数空间变化可以看出，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程度较大地区逐渐向长株潭城市群偏移，且高值区有增大趋势。而地区经济效益对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程度较小的地区由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北部逐渐向南部转移，且低值区域呈现减小趋势。

　　3.2.3对外开放程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如图1所示，对外开放程度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对外开放程度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对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有着正面的影响。在回归系数的分布上，2000—2006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段区域回归系数较高，由武汉城市圈向外系数逐渐减小，并且西部减小程度较东部地区更为剧烈，说明在武汉城市圈对外开放程度对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影响较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皖江城市带影响大。从2012年对外开放程度回归系数来看，高值区域有向长江中游南部游走趋势，呈现左高右低分明态势，影响大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2.4科技与教育投入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由图1可知，科技与教育投入回归系数为正值，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与实际相吻合。高值区与低值区以长江为轴呈现顺时针转动态势，低值区由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偏移，高值区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转移态势。说明科技与教育投入对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由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逐渐增大，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逐渐减小，反映了近年来，科技资源及人才流动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生较为频繁，有力推动了长江中游地区科教和人才资源的整合，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3.2.5发展成本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演化特征。由图1可知，地区经济发展成本回归系数大部分为正值，对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正相关，回归系数由北向南逐渐减小。说明发展成本在长江北部地区对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影响较大，南部影响较小。从回归系数空间变化上看，高值区域集中在武汉城市圈，并且高值区域范围逐渐减小，说明2000—2012年10年间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依赖程度更大，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其依赖程度呈现削弱趋势。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南部的长株潭城市群及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实际相符，说明近年来长株潭城市群综合经济发展受资源利用约束较小，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水平、资源消耗水平、生态保护能力都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在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定位为探索大湖流域地区综合开发模式，致力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对资源消耗与依赖程度相对较小。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本文通过ESDA-GWR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0—2012年区域经济影响变量作用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分别从总体特征、各因素空间关联特征、相关因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隐含在数据中的潜在机理和时空结构信息的深层次挖掘，并揭示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得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多变量影响下区域经济时空分布格局的几点结论：

　　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总体上表现为地区之间较强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异质性较强，差异性显著。②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地区经济效益、科技与教育投入对区域综合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对外开放程度对综合经济的发展具有微弱的负相关性；发展成本对综合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随机排列态势，不具有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③多数变量演化过程大致相似，但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局部各有差异。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地区经济效益、对外开放程度、科技与教育投入、发展成本均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正向关系，产业结构与生产率的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范围逐渐由武汉城市圈向外围扩大，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株潭城市群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科技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逐渐减弱。并且数据证明，武汉城市圈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有减弱趋势而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程度相对较小。

　　4.2启示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总体来说还处在起步阶段，经济规模集聚效应不显著，武汉城市圈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较好，综合实力较强，成长及发展潜力巨大，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带动区域联动发展。长株潭作为中部地区典型的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是国家老工业基地，重化工业基础比较好，应该大力解决招商引资、经济发展、产业支撑问题，大规模集聚产业要素，成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在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一个重要平台，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同时，应努力提高区域经济生态化水平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皖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鉴于消费潜力巨大，无疑是拓展长江中游地区的关键区，应不断探索科学发展新途径，努力构建区域分工合作，互动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成为长江中游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引领长江中游地区崛起的重要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