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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针对我国煤炭城市普遍存在的煤炭资源大量开采输出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并存的反差现象,运用资源诅咒学说,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讨论了煤炭资源开发对煤炭城市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的四种不同效应,并利用我国28个地级煤炭城市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煤炭资源开发与煤炭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显示:煤炭资源的开发确实束缚了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产生了资源诅咒效应;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入对煤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外资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作用均不显著;煤炭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利用效率偏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表现明显;煤炭资源开发主要通过削弱制造业投入、外资投入、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这四种传导途径来制约经济增长,其中制造业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最后文章为我国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煤炭资源开发;煤炭城市;经济增长;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煤炭城市作为通过采掘煤炭资源而形成和发展,且煤炭工业比重在城市经济总量和结构中居于主体地位并大量向外输出煤炭资源的一类独特的经济群体,在我国以传统燃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和经济发展建设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的煤炭城市往往遵循着如图1所示的发展模式,即在煤炭资源大规模开采与输出的同时,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绩效问题,煤炭资源的大量开发并没有有效带动其城市的经济发展,大多数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煤炭城市僵化保守的体制结构、低级单一的产业结构、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对煤炭行业较强的依赖心理等发展制约因素逐渐暴露出来,使许多煤炭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逐渐出现了经济全面萎缩、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率和贫困发生率增加、产业结构单一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关乎国家的能源安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全局发展。显然,如果不及时解决好广大煤炭城市的发展问题,而仅仅将其作为初级产品供应单元来进行开发,势必会使煤炭城市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块诟病,最终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钥匙,想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找到相关的理论去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阐释。放眼经济学理论的海洋,可以发现近年来发展经济学中出现的资源诅咒(resourcecurse)学说所研究的情况与上述现象非常相似。“资源诅咒”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热点研究的著名悖论之一,其含义是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并不能有效带动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反而往往由于其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而拖累区域经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Sachs、Warner,1995、2001;Papyrakis、Gerlagh,2004)均通过实证考察发现,世界各国的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大部分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有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中受益,反而受到严重牵累,陷入资源优势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在国内,也已有一些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邵帅、齐中英,2008)利用面板数据在我国区域层面上发现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资源诅咒效应在我国同样存在的事实。

　　对这一悖论的原因,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理论解释,概括起来可集中于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贸易条件波动和制度弱化效应等几个方面。其中“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Corden和Neary于1982年首次提出,他们认为资源繁荣主要可以通过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这两个作用机制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冲击,即导致所谓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挤出效应是另一类被关注度较高的传导机制,Sachs和Warner(2001)提出大量自然财富主要可以通过对经济增长促进行为的挤出效应来阻碍经济增长。从相关文献来看,这些行为主要包括储蓄投资(Gylfason、Zoega,2006)、人力资本积累(Gylfason,2001)、创新行为(Sachs、Warner,2001;邵帅、齐中英,2009)等。也有文献认为资源繁荣和输出会通过价格和出口等因素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由于初级产品往往缺乏价格弹性因而价格波动较大,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国内需求随之波动,投资风险增加,使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而对其长期持续稳定增长造成不利影响(Auty,2001)。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弱化效应才是资源诅咒产生作用的根源所在。在对自然资源所带来的高额经济租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经常会采取一些不透明的方式以寻求利益最大化,包括向行政人员行贿等寻租和腐败手段,这不但会使资源收入分配被扭曲,还会导致这种不正当的风气快速蔓延,从而弱化了政府的制度质量而抑制经济增长(Auty,2001;邵帅、齐中英,2008)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对资源诅咒现象研究的空间维度基本上都集中于跨国层面及省级层面,而很少有学者专门在城市层面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开发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将目光局限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及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上,运用资源诅咒理论研究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文献还不多见,而专门针对煤炭城市的实证考察则更是鲜为人见。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8个典型地级煤炭城市为代表性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实证考察煤炭资源大量开发对煤炭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检验我国煤炭城市是否遭遇了“资源诅咒”,并运用相关理论来解释煤炭城市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进而为这类城市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二、模型与样本:长期增长效应、28个地级煤城数据

　　(一)基本模型及其长期增长效应。基于对Sachs和Warner(1995)所使用的经典截面数据模型的改进,本文建立如下基本面板数据回归模型:yit=α0+α1lnGDPit-1+α2CDit+α3Zit+εit(1)其中:被解释变量y表示人均GDP增长率,lnGDPt-1表示滞后一期人均GDP的自然对数,CD为煤炭开发强度,Z为控制变量向量集,i对应于各城市截面单位,t代表年份,α0为常数项,α1、α2、α3为系数向量,ε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参照Papyrakis和Gerlagh(2004)的方法,对模型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推导,简要过程如下。

　　假设各城市初期的各经济要素水平相同或接近,但由于面临不同的发展环境,一段时期后各城市间这些经济特征必然会产生差异。由经济增长率yt=lnGDPt-lnGDPt-1结合(1)式可推出k城市和j城市之间的预期人均收入差异为:E(ΔlnGDP1)=α2ΔCD+α3ΔZ(2)其中:Δln(GDP1)=ln(GDPi1)-ln(GDPk1),ΔCD=CDj-CDk,ΔZ=Zj-Zk。

　　为便于观察CD和Z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假设ΔCD和ΔZ为时间常量,那么当n※∞且-1<α1<0时,n年后其收入差异为:E(ΔlnGDP∞)=-(α2/α1)ΔCD-(α3/α1)ΔZ(3)对上式两边同时取自然指数并根据泰勒公式变形后可得:E(ΔGDP∞/GDP∞)=-(α2/α1)ΔCD-(α3/α1)ΔZ(4)显然,(4)式中的系数-(α2/α1)和-(α3/α1)分别表明了煤炭开发强度和其他控制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系数-(α2/α1)可能出现以下四种情况:(1)-(α2/α1)=1时,煤炭资源开发使初始收入增长了1%,煤炭开发强度的增加可以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α2/α1)>1时,煤炭开发强度增加1%可以带来大于1%的经济增长,这是最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3)-(α2/α1)<1时,煤炭开发强度增加1%可以带来小于1%的经济增长,虽然煤炭开发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此时的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4)α1<0且α2<0时,长期经济增长水平实际上要低于无煤炭开采时的水平,煤炭开发明显阻碍了经济增长,即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对系数-(α3/α1)的讨论与其类似,不再赘述。这样,将以上几种理论增长状态与实证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即可得知各经济变量,尤其是能源开发强度对煤炭城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二)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合理性,本文选取煤炭开发强度的度量指标为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表示为Min。程志强(2007)曾对煤炭繁荣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得到了煤炭资源丰裕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呈正相关的结果,因此有理由认为采矿业人员比重越高,煤炭开发强度就越大。

　　在Z所包含的各控制变量中,可反映荷兰病效应的最典型变量应为制造业投入水平,其度量指标为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表示为Man。反映挤出效应的各控制因素分别为物质资本投资、科技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分别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科学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教育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其各自的度量指标,分别表示为Inv、Rd和Edu。对于制度弱化效应的代表性变量,由于反映城市层面制度情况的数据资料非常缺乏,对其进行直接准确度量的难度较大,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进行度量,从而作为制度条件的代理变量,表示为Fdi。

　　Maitland(200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非常好的制度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城市对外开放程度和投资环境。这样,包含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为:yit=α0+α1lnGPit-1+α2Minit+α3Manit+α4Fdiit+α5Invit+α6Rdit+α7Eduit+εit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研究的时期范围确定为1997-2007年,选取的典型地级煤炭城市为28座,包括邢台、大同、朔州、阳泉、长治、晋城、乌海、赤峰、抚顺、阜新、鹤岗、七台河、双鸭山、鸡西、徐州、淮南、淮北、龙岩、萍乡、济宁、淄博、枣庄、平顶山、焦作、鹤壁、六盘水、铜川、石嘴山。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区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及讨论:资源诅咒存在么?

　　考虑到面板数据中的横截面单元较多而时间序列不长,数据存在截面异方差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本文使用相同截距的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参数估计,加权方法选用截面加权,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分析中,依次逐渐添加控制变量以便于逐步观察各个控制变量对煤炭开发强度与煤城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