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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只估计滞后一期人均GDP与煤炭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约为-0.06,并在1%水平上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还不足以说明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因为任意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决定性经济因素的影响,要想得到科学准确的实证检验结果,必须根据加入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综合结果来做出最终判断。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制造业及其所具有的正向外部性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必要基础。而资源繁荣可以将有限的资本和劳动力吸引到初级产业部门而使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荷兰病”所引起的制造业衰退最终必然会使经济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第(2)列给出了将制造业投入水平变量引入模型后得到的分析结果,从中可知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则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

　　再看回归分析引入描述制度条件后的外资投入水平变量。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大力吸引外资在内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近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良好的投资环境无疑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第(3)列所示的结果表明,外资投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外资对我国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影响;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仍然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的一个负值。

　　第(4)至第(6)列依次引入了反映挤出效应的三个控制变量:物质资本投资、科技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

　　第(4)列的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而煤炭开发强度系数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

　　最后两列的结果显示,科技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这两个变量同经济增长都呈正相关关系,但前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显著性水平为10%),而后者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却并不显著,说明我国煤炭城市经济增长中教育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出来。在依次加入这两个控制变量后,煤炭开发强度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经济增长保持负相关关系。

　　综观以上分析过程和结果,除第一个模型中滞后一期人均GDP自然对数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模型中lnGDPt-1与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符号均显著为负,这满足模型长期增长效应第四种情况的前提条件,即α1<0且α2<0,此时煤炭开发仅仅引起短暂的收入增加,而长期增长水平实际上要低于无煤炭开采时的水平,煤炭资源的开发明显制约了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效应。lnGDPt-1的系数显著为负也说明了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

　　包含所有控制变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煤炭开发强度每增加1%可使煤城的经济增长下降约0.0332%。在几个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比较显著,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外资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影响均不显著。以上影响因素的系数与lnGDPt-1的系数的比率关系均符合模型长期增长效应第三种情况的前提条件,即-(α3/α1)<1,说明这些经济要素投入每增加1%只能带来小于1%的经济增长,可见我国煤炭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利用效率偏低,其经济还停留在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诅咒效应的出现呢?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传导机制分析来找到一些答案。

　　四、传导机制分析:对资源诅咒的解释

　　如前所述,资源诅咒效应存在几种典型的作用机制,而这些传导途径可以通过相应的各个替代变量与煤炭开发强度之间的关系被反映出来。为了精确分析各个传导途径的大小和相对重要程度,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分别估计各个可能成为资源诅咒传导途径的变量与煤炭开发强度之间的关联情况,从而来确定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Zit=β0+β1Minit+μit其中:β0为常数项,β1为系数向量,μ为扰动项,其他符号含义同前文。

　　分析结果可见,在各被解释变量中,只有物质资本投资与煤炭开发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煤炭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固定资产的投资,而其他四个变量与煤炭开发强度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煤炭资源开发可以削弱煤城的制造业、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强度并降低其对外资的吸引能力,这四个因素就成为煤炭资源开发束缚煤城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

　　由此可知,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荷兰病效应、对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以及制度弱化效应。

　　首先分析煤炭开发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自1993年我国逐步放开了除电煤以外所有煤炭的价格管制,实行随行就市、企业自主协商定价的煤价政策以来,虽然存在短暂的下跌情况,但总体上煤炭价格上涨势头明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向重工业化迈进的重要转折点,煤炭需求急剧上升,在资源红利的吸引下,煤炭城市向煤炭产业的投入力度被进一步加大,从而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吸引到煤炭产业中。这必然会导致对制造业投入的减少,制约了产业关联程度、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均相对较高且能够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起“去工业化”等荷兰病症状的出现而延缓经济增长的步伐。

　　在吸引外资能力方面,由于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单一、科技进步水平偏低,因破坏性的开采行为而造成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突出,加之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寻租和腐败现象(徐康宁、王剑,2006;邵帅、齐中英,2009),煤城在投资环境上的不尽如人意状况可想而知。此外,由于我国的煤炭行业一直未对外资开放,大部分由国有企业经营,因此煤炭产业所占比重较高的煤炭城市的吸引外资能力普遍偏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煤城的对外开放程度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能力。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在重视初级产品生产的经济环境中,其投入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初级产业部门的扩张不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没有增加教育开支的紧迫感和压力(Papyrakis、Gerlagh,2004)。由于得不到相应的高水平的工资收入,教育投资的需求和回报都被降低(Gylfason,2001),这导致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以高技能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其他工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扩散效应。因此,进行高强度煤炭开发的煤炭城市往往在长期经济增长上显得后劲不足。我国煤炭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人才流失和断层情况严重,大部分人力资源依附于煤炭产业,这些实际情况都印证了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着挤出效应。

　　煤炭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也同样存在。Sachs和Warner(2001)认为资源富足可以通过吸引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品生产,从而挤出企业家行为和技术创新活动,并导致资金从R&D部门流向初级产业部门。此外,在各工业部门中,煤炭产业部门往往属于技术含量和技术进步率较低的部门,这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煤炭产业份额较大的煤炭城市缺乏企业家创业行为和生产技术创新的动力。有研究显示,在我国地级煤炭城市中,仅有两个城市的R&D支出占GDP比重超过全国水平(1%),R&D支出比重在0.5%-1.0%之间的仅占20%,大多数煤炭城市的R&D支出比重均在0.5%以下(李贤功、李新春,2007)。

　　虽然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经济增长具有以上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但由煤炭开发强度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正向关联关系可知,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的经济增长并非完全不利。由于煤炭产业大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煤炭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带动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又是现阶段包括煤炭城市在内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煤炭资源开发就可以通过带动煤城的固定资产等物质资本投资的方式来对其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影响即为以上正面和负面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回归结果结合起来,就可以计算出四种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第2列是四个传导变量在表1最后一列中相应的系数,第3列是四个传导变量相应的系数,这两个系数相乘的结果在第4列中给出,表示煤炭资源开发通过各个传导途径对煤城经济增长产生的绝对影响程度,最后一列则给出了各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达到72.02%,然后是科技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影响程度分别为13.71%和9.33%,最后是外资投入水平,为4.94%。可见,目前煤炭资源开发引起的对煤炭城市制造业投入不足而间接制约其经济增长的问题最为突出,我国煤炭城市所面临的荷兰病效应比较明显。而煤炭资源开发对煤城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也不容忽视,两者同样会对煤城的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外资投入水平的传导作用虽然较弱,这可能与选取的替代性变量指标有一定关系,但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因此我们切勿对此掉以轻心,仍然需要加以重视和调控。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资源诅咒常被视为由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无效管理而引起的破坏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一个普遍问题。本文把资源诅咒假说引入我国煤炭城市层面,以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进行观察的方法,实证考察了煤炭能源开发与煤城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并进一步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大规模的煤炭资源开发并未有效推动我国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仅仅为煤城带来了较短暂的收入增加,而长期增长水平实际上要低于无煤炭开采时的水平,煤炭资源开发因制约了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而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

　　(2)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投入对煤城经济增长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其次是科技投入,而外资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影响则并不显著。各经济要素投入每增加1%仅能产生小于1%的经济增长,说明煤的要素利用效率偏低,粗放式增长模式表现明显,技术含量和技术进步水平亟待提高。

　　(3)传导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煤炭资源开发可以通过削弱制造业投入、外资投入、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这四种间接传导途径来制约经济增长,其中制造业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煤炭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荷兰病效应、对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挤出效应以及制度弱化效应。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存在高质量的政府管理和对资源收入合理分配并在促进增长的各个方面同时加强等特定条件下,自然资源开发才能够成为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不是绊脚石。

　　针对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