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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一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并且减税与生产性支出相配合的财政政策会使这种效应大大增强。下面讨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稳态私人消费和稳态公共消费的影响。根据前面的模型可推导出:c＊GY=(1-τ)Aaα-[(1-τ)δ-n]a(1)G＊cGY=τA(aα-δa)-1(2)其中a指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稳态人均资本的影响系数。根据(1)式可求得最优平滑税率τ＊:τ＊(1)=1-na1-αA-δa1-α使用基准参数设定,可计算出τ＊(1)=0.9783,已非常接近于1,故正常情况下,一个低税率经济中生产性公共支出往往会增加私人消费,由此得命题2。

　　命题二若政府设定的平滑税率低于最优税率,则生产性支出对家庭私人消费的影响为正,反则反之。根据模型可推导出c＊=c(k＊(GY),GY)和G＊c=Gc(k＊(GY),GY),在分别计算稳态私人消费c＊和稳态公共消费G＊c对生产性公共支出偏导的过程中,需要计算k＊/GY一项,而由前文可知,只存在隐函数k＊=k(τ,α,A,GY,δ,ρ,η,n),故我们利用图1的结果来设定k＊与GY的关系为k＊=aGY,其中0<a<1。类似地,根据(2)式可求得最优平滑税率:τ＊(2)=τA(aα-δa)-1同样可讨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稳态公共消费的作用方向,利用表1可计算出最优税率τ＊(2)=0.3147,由此得命题3。

　　命题三若政府设定的平滑税率高于最优税率,则生产性支出对家庭公共消费的影响为正,反则反之。依照上面计算出的两种最优平滑税率可得命题4。

　　命题四政府若选择合适的平滑税率满足在某个区间,则税收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相配合的财政政策会同时增加家庭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对比我们的工作与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等可知:第一,他们用预先设定的消费性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u来分析,按照他们的思路,有:G＊cGY=τAkα(1-α)G1-αY(3)由于(3)式恒大于0,故平滑税率可任意选择,而我们的(2)式可以确定GY对Gc的影响取决于平滑税率的选择,并求出了最优平滑税率,见命题三。

　　第二,在他们的文献中,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支出之比是随支出规模单调的,而我们认为不是。具体推导如下,首先求得消费性公共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G＊cτy＊=τ-τδAk＊GY1-α-1Ak＊GY-α求一阶条件得:d(G＊c/τy＊)dGY=τδ(1-α)AGYk＊αk＊GY-α(4)(4)式等于零时可求得极值条件下的最优私人资本与生产性公共支出之比等于α,当这个比例低于α时,支出结构随支出规模单调递增;而当这个比例高于α时,支出结构随支出规模单调递减。容易看出,内生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好处是,支出结构与生产性公共支出存在一个倒U型曲线的关系,这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经验分析

　　1.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我们选择中国31个省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gdp为因变量,以不同类型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为自变量x,同时加入一些控制变量z来进行面板回归,具体形式如下:rgdpit=β0+β1xit+β2zit+εit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εit为随机误差项。公共支出的分类大体有四种,即按与市场的关系分类、按政府职能分类、按支出用途分类和按使用部门分类。本文将按照支出用途分类,以此来选择自变量,具体的依据来自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basic、财政科学支出sci和财政教育支出edu作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引入农业支出agri、林业支出fore、水利和气象支出water、工业和交通支出indu四个细目,这样可以通过七个指标更为全面地反映生产性公共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控制变量z中,我们选用各省的人口数pop、固定资本形成总额cap、进出口总额ex、财政总收入gs和税收收入tax,其中财政总收入和税收收入的选取依照李俊霖(2007),目的是考察小口径税负与中口径税负对经济的影响,不同的是,本文没有使用百分比计算税负,而是用绝对数。由于部分省份的个别年份没有预算外收入的数据,所以这里无法考察大口径税负对经济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将CPI引入模型中以衡量通货膨胀的影响。以上所需数据均来自于CEIC数据库以及各省统计年鉴,数据长度为1999～2006年,原因是:①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首起年份应选择1995或1996年;②本文使用的财政总收入和税收收入中,有些省份的数据是从1999年开始统计的;③由于原有的公共支出分类到2006年停止,从2007年开始按照新的分类统计支出项目,所以本文使用的各项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终止年份为2006年。这样处理的数据虽然时间跨度有些短,但由于包含了2000～2005年,可以反映出“十五”期间的经济表现,故在操作和解释上还是可行的。

　　2.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本文首先用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分析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再分东、中、西部来分别考察地区各自的特点。

　　(1)全国水平。我们将以上数据作对数处理并使用面板方法考察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故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模型(1)为基本回归,报告结果只有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显著,其他生产性公共支出均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引入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形成模型(2)、(3)、(4),目的是考察小口径税负在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长机制中的作用。类似地,我们又分别引入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形成模型(5)、(6)、(7),目的是考察中口径税负在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长机制中的作用。

　　模型(1)显示,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只有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控制变量也均通过检验,且显著性水平很高。根据模型(1)可知:①在经济的影响因素中,人口效应是最大的,其次是资本的产出效应。相比而言,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②在政府行为中,政府收入对经济的正向影响比政府支出大,表现为中口径税负每增加1%,GDP就增加0.432%。小口径税负每增加1%,GDP就增加0.277%,中口径税负的正向产出效应与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的结论一致,而与李俊霖(2007)的结论相反。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依靠政府收入,政府收入增加越多,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只是在本文的估计结果中,政府收入的系数较大而支出的系数较小。可能的原因是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在本模型的考虑范围内,如行政事业费支出从2007年起国家统计局将财政公共支出分为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共14个项目,新的分类与旧的分类相比有较大变动,如以前的农林水事务是分开几个项目统计的,而新的分类中将这些项目统一成一个项目类别。它们的影响也许大于某些生产性公共支出项目;③在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很高,这表明“十五”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存在着“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等问题,该结果与付文林和沈坤荣(2006)对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析不符,原因是该文献使用1952～2002年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所得。另外,根据卢峰(2010)、林毅夫等(2010),他们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过度投资高峰,分别在1998～2001年、2003～2006年和2009年至今,而我们的工作检验出了“十五”期间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某个时期整体经济运行中的过度投资冲动不只局限在私人品领域,而且也蔓延到公共品领域。教育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十五”期间政府对教育领域和工业交通领域的支出的确促进了经济增长,差别在于,对教育的投资回报高于对工业交通项目的投资回报。其中,本文是使用教育投入的综合指标反映的,而没有细分教育类型,而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考察了1995～2006年间公共教育支出规模、公共教育支出结构和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地方公共教育投入并未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祝树金和虢娟(2008)也考察了1987～2005年教育支出和教育溢出对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支出的系数为正,而教育溢出的系数为负。由于我们的数据长度与上面两个文献接近,故对比可知,本文的结果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相反,与祝树金和虢娟(2008)一致。科学、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支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还未显示出增长效应,这可能与本文的时间跨度太短有关。

　　模型(2)～(7)的交互项系数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由于这里的显著性水平很高,故可以使用外生的门限值测算方法来替代Hansen(1999、2000)的内生方法,结果也是较为可靠的。根据模型(2)～(7)的变量系数可测算出各个交互项影响下的最优税收门限值和最优财政总收入门限值。(2)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会因较高的税收水平而增强,原因是基本建设支出来自于政府收入,而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的增加会引致政府盲目扩大基本建设的支出规模,根据本文的估计,基本建设已出现过度投资,因而高税收水平只会恶化这种境况。由(2)式的最优税收门限值可判断,我国的税收收入已远远高于门限值,因而如上所述的境况已经发生并恶化。(3)式的交互项系数为0.031,它表明在一个具有较高税收水平的经济体中,教育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大大增强,原因是政府税收水平的提高会使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进而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机制推动产出水平的上升。根据(3)式的最优税收门限值可知,我国的税收水平高于最优门限值,因而我国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会受到税收的影响而增强。(4)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它表明工业和交通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会因税收水平的提高而变化,根据(2)式的最优门限值可判断,除宁夏、青海和西藏外,大部分省份在较高税收水平的带动下都实现了工业交通支出的正向产出效应,西藏税收总额从1999年的4.3亿元增加至2006年的8.8亿元,始终未能超过最优门限值23.2亿元,故西藏的工业和交通支出并未对当地经济的增长带来明显的推动作用。青海的税收总额在1999年未达到门限值,而到2005年才增至27.4亿元,超过了门限值,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起初的税收收入低于门限值,至2001年才达到24.2亿元,表明这两个省份经过一段时间的增税均实现了工业交通的产出效应。(5)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与(2)式的交互项系数相比略高0.002,表明财政总收入的作用与税收类似,不过最优门限值非常高,而实际上全部省份的财政总收入均未达到这个数值,可能的原因是,模型拟合不准确,为此我们将基本建设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一同纳入模型中,结果表明,前者系数的概率值为0.074,而后者概率值为0.402,显然后者未通过检验,据此判断税收收入的作用更明显一些。(6)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比(3)式高0.009,表明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随财政总收入的增加而加快,各省份的财政总收入均超过了最优门限值,故这一时期的财政总收入的确实现了正的产出效应。(7)式的交互项系数为0.016,也和(4)式的0.02接近,说明财政总收入与税收收入的作用差不多,差别在于所有省份的财政总收入均超过了最优门限值31.97亿元,表明在较高财政总收入的支撑下,各个省份的工业和交通支出均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而当同时考虑“工业和交通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和“工业和交通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并将其放入同一模型中后,结果显示工业和交通支出与税收的交互项系数仍然为正,且有所变大,而工业和交通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系数变为负数,两者系数均在0.0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求得最优门限值的关系式如下:0.12lngs＊-0.124lntax＊=0.115

　　它表明最优财政总收入门限值与最优税收收入门限值的关系是正向的,最优税收收入门限值的提高会使最优财政总收入门限值的数值变大,这将使一些省份的财政总收入更难达到最优门限值,因而工业和交通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反映了小口径税负在工业交通支出的产出效应中能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而中口径税负则很难发挥这种作用。

　　(2)地区水平。下面将区分东、中、西部地区来分析,模型所需指标同前所述,固定效应的结果如表4。在描述东部地区的模型(8)中,生产性公共支出里只有基本建设支出和教育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收入中只有财政总收入通过了检验,而税收收入未通过,据此分别引入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形成模型(9)和(10)。在描述中部地区的模型(11)中,生产性公共支出里只有教育支出通过显著性检验,政府收入中也只有财政总收入通过检验,因而只能引入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形成模型(12),由于模型(12)的拟合效果较差,于是剔除其他不显著的支出项目,只保留教育支出,再次回归形成模型(13)。在描述西部地区的模型(14)中,基本建设支出和林业支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财政总收入和税收收入也通过了检验,这样可分别引入基本建设支出与税收收入的交互项、林业支出与税收收入的交互项、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林业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形成模型(15)～(18)。在模型中引入交互项的目的是,在更小的地区范围内考察各项税负在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增长机制中的作用,并且可进行东中西部地区的对比分析。

　　估计可知:①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人口、财政总收入和资本,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作用较为有限。在七项公共支出中,教育支出具有正的产出效应,而基本建设支出却带有负的产出效应,这与全国水平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政府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中口径税负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小口径税负不显著。在交互项中,只有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对高水平财政收入的东部地区而言,基本建设支出并不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②在影响中部地区经济的因素中,财政总收入最为明显,财政收入每提高1%,产出就增加0.58%,其次是资本的产出效应。在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只有教育支出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促进作用。人口对中部地区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收入的交互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③财政总收入对西部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形成和进出口。在各项生产性公共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也起到抑制作用,而林业支出却显著地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与西部的自然条件以及资源环境有关。四个交互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生产性公共支出对西部经济的影响机制并未受到财政收入的太大影响。④对比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来看,东部经济的拉动主要依靠人口和财政收入,而中部与西部经济的拉动以财政收入为主。

　　三个地区的资本产出效应也很大,但相对财政收入的作用而言仍很有限。基本建设支出的负向影响在东部与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而在中部地区却未有体现。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部与中部地区都很大,但在西部就不明显。

　　综合全国水平与地区水平两种分析可知,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强,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并且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①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明显;②教育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和中部较为明显。以上特点在对我国经济的解释上更多的是对“十五”期间的反映,但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我国公共支出的旧类目自2006年停止,本文的分析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三、分析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