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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结果

　　(一)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为了控制观测不到的地区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以1991—2007年各省的整体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整体上考察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在回归方程中逐个加入各控制变量，以便观测各个控制变量对能源开发强度与经济增长关联效应的影响并研究其内在的影响机制。

　　首先，我们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只加入滞后一期人均GDP与能源开发强度进行估计，能源开发强度变量的系数为－0．014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能源开发强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就下降0．0142%，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其他控制变量，我们还不清楚该抑制作用产生的机理，本文依次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加入了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呈正效应，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变量的估计结果与预期一致，而能源开发强度变量的系数绝对值略有下降，但显著性不变，说明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削弱了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看，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本文分别加入衡量人力资本总投资的变量和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人力资本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2458，说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该结果符合内生经济增长原理。然而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却不显著，主要原因是该变量的代表性不强，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属于流量性指标，而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因此该指标在估计模型中不显著也是合理的。

　　本文依次加入衡量经济制度条件的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和FDI。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深化，对外开放程度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并且不少文献也表明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显示了加入对外开放程度和FDI的估计结果。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而FDI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是两项指标所代表的含义较为接近，而进出口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FDI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技术进步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因素，加入了代表技术进步的科技创新变量，该变量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该变量不能很好地代表技术进步的程度，并且研发机构的操作模式可能存在人力、财力浪费等问题，以至于效率低下且难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而其他文献较多地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陈诗一，2009)，该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技术进步的综合影响，但是由于该指标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故不影响整体研究结果。

　　总体来看，人力资本质量、FDI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固定资产总投入、人力资本总投入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而能源开发强度均显著为负，说明能源开发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

　　(二)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间趋势

　　为了进一步研究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时间趋势，我们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来进行回归。我们将研究时间分成四个阶段，1991—1995年、1996—1999年、2000—2003年、2004—2007年，并生成四个时间哑变量，分别为period1、period2、period3、period4。在模型中，我们加入四个时间哑变量与能源开发强度的交叉项来考察各时间内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势。

　　由于四个时间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故回归结果中自动去掉了一个交叉项。能源开发强度的估计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负。而能源开发强度与时间1991—1995年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这一时间内，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1991—1995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经济经历了高投资与高增长的发展过程，能源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据统计，到2000年为止，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近海海域发现了688个大小不等的油气田，形成了六大油气区，建成了大庆、胜利、辽河、新疆、四川、长庆、渤海和南海等24个油气生产基地。能源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其发展必然会带动固定资产等物质资本的投资，我们认为，该时期内，能源开发通过促进物质资本投资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

　　能源开发强度与时间2000—2003年的交叉项估计系数不显著，无法判断该时期能源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中“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是其发展的重点项目。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便开始加强能源运输建设，能源开发利用的全国供需网络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我们从表2可以看到，能源开发强度与时间2004—2007年的交叉项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这一时期，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效应，本文认为，在这一时期能源开发可能通过减缓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阻碍了经济增长。

　　(三)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

　　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为了研究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我们将样本按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分为三个子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显示了能源开发强度在三个地区的影响情况，其中，在西部地区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的影响为负，且显著水平达到了1%，估计系数为－0．0296，说明能源开发每增加1%，人均GDP增长率就降低0．0296%。能源开发强度在中部地区对经济影响为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东部地区，能源开发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0．0187%，说明对经济增长影响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西、中、东部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方向和水平，对于这种差异，本文认为有以下原因:(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侧重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忽略了与之配合的其他要素，如人力资本的作用。代谦与别朝霞(2006)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最终FDI能否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依赖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许和连等(2006)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表明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同时将产生更多的技术外溢和效率提升。邵帅、齐中英(2008)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因此，东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和科技创新水平是导致能源开发产生不同影响结果的原因之一。(2)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随着“西气东输”、“西油南输”、“西电东送”等项目的实施，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东部地区本身对能源需求较大，以及近年来国家西能东送等宏观政策的倾斜对东部经济的增长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东部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却处于不利的发展位置，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被转移到了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导，其中尤以重工业比重较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能源开发对东、西部经济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为影响机制。

　　由此可见，能源开发强度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为负，说明能源开发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从影响的时间趋势来看，在90年代初期，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影响逐渐从正向转变为负向，在2004—2007年间，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的整体影响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的地区分布来看，能源开发在样本时间内对西部和中部经济的影响为负，而对东部经济的影响为正。对于这种差异性，本文认为，东、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和科技创新水平是导致影响差异的因素之一。另外，宏观政策的倾斜导致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差异也是其影响的主要机制。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性。未来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发展调整的能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尚处于起步时期，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履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责任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必须抓住低碳工业革命的新契机，处理好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本文利用1991—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分析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差异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同区域对策，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本文的基本结论及隐含的政策含义如下: